（香港文匯報 記者 蔣湖）一個大多數香港人還不知道的故宮重建項目，一本十多年前出了英文版、內地簡體字版，同步記載這一重建過程的著作——《建福宮：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在故宮博物院建院一百年（2025年）、建福宮花園竣工20年之際，在香港出了繁體版。
早前，應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創始人陳啟宗之請，來自香港與內地各界的數百位精英嘉賓來到灣仔會展中心，安安靜靜坐在台下，聽一眾相關人士分享參與這一項目的奇妙緣起：一個近兩百年前被割讓時北方皇帝一無所知的南方邊陲小島，一群生活在香港但關切中國命運的有心人，和這個過去中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宮殿、現在珍貴的中華文化和世界文明遺產，在經歷了百年世事滄桑變換、王朝興廢更替後，機緣巧致地結合在一起。
建福宮花園，始建於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地處故宮深牆高院的西北角，布局緊密繁複，有濃郁中國傳統園林風格，是乾隆皇帝的休憩遊樂之所，亦珍藏了眾多奇珍異寶。可惜發生在1923年6月26日晚間的一場離奇大火，令這座瑰麗的皇家後花園及相鄰的中正殿區在內的古建築，連同乾隆收藏的無數古玩字畫藝術珍品，一夜化為灰燼。這是紫禁城內唯一被完全摧毀的古建築遺址。而這一隱身於看似金玉滿堂的紫禁城建築群內的滿目瘡痍之地，亦因多年時局動盪和衰弱國力，已沉寂了近一個世紀。
直到有心致力於中國古建築文物修復的香港企業家陳啟宗的出現。陳啟宗1994年參觀建福宮花園遺址，1999年在香港成立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2000年基金會和故宮合作，啟動遺址復建項目，這也是故宮博物院首個由國務院批准的復建項目。該項目2005年末竣工。同年參與復建中正殿項目，也於2012年完成。2017年受故宮再邀請參與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養心殿建於1538年明代嘉靖年間，是一處多功能建築群，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最後200年主要是在圍繞養心殿進行。
這場專題講座，由三位主講嘉賓陳啟宗、在故宮一線埋頭耕耘20餘年的丘筱銘女士、本書作者、同步記載修復全過程的作家潘鬘女士，以及香港大學陳婉瑩教授主持完成。主角當然是這些親身參與全程的當事人，他們的精彩分享激勵人心，全場一會兒潛神肅靜聆聽，一會兒又以熱切掌聲致以敬意。
而台下那些正裝肅容的各界精英，當他們、也許還包括了他們的祖先父輩，在數十年前關山萬里、山高水闊的長途跋涉後，終於來到海邊絕地，從此「此心安處是吾鄉」，就此安定下來。當他們突然聽到這些曾經驚心動魄、今天遙遠駁雜的故國往事時，在他們腦海深處靈光迴蕩的，會是「白首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的閒淡悠遠，還是「人生若只初相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的暗自心驚呢？時光流逝，維港上空的風雲風雨和風月風情猶在，大家都還要在這世代生存繁衍下去。一曲《獅子山下》，也許仍是不過時的時代心曲。
回到建福宮花園項目，陳婉瑩教授在開場白說：這是故宮博物院1925年建院以來最大規模的重建項目，創下很多「第一次」紀錄：第一次國務院批准的重建工程；第一次故宮博物院接受非官方資助；第一次故宮博物院嘗試如此大規模的重建工程；第一次故宮博物院同民間機構的合作。由此，這個歷史性項目成就了「紫禁城中唯一重建的『古建築』群」。
還國家一個完整的紫禁城
「文物的破壞，乃國家衰敗的明證；而文物的修復，即是國家復興的確據。」這是陳啟宗參與文物保護30年後仍縈懷在心的意念。早在1990年代前期，陳即動了保護內地古文物建築的心思。「上海市徐匡迪市長（後出任中國工程院院長）曾跟我講：啟宗，山西應縣有個歪斜的木塔，建議保護下來。」
陳啟宗一開始沒想在北京做文物保護。「我當時的理念是，千萬不要在北京做。北京是政治中心，好複雜，應該去山高皇帝遠的山旮旯地方。」直到一個英國朋友講：故宮有個被大火焚燒光的遺址。1994年，陳啟宗第一次進到紫禁城內的建福宮遺址：「一片廢墟，雜草叢生，還有一條破爛不堪的小木船丟棄在旁。」他的感受是：這正是近兩百年來國家衰敗命運的寫照。陳啟宗由此產生強烈願望：將建福宮花園復建起來，還國家一個完整的紫禁城。
不過，當時亦有不同理念，有意見認為就應該保留遺址，也是一種沉痛的歷史見證。最終國務院拍板，確定了復建計劃。
難度可想而知。陳啟宗堅持全世界文物界已確立遵守的幾個原則，其中最基本的是：盡可能用「原設計、原材料、原方法」。「我希望留給國家的，不只是外表與原狀一模一樣的建築群，還有專業的復建工程管理，軟件與硬件同樣重要。」
硬件方面，故宮請來了世代相傳的石匠，基金會還聘請國外專家教導石頭修復技術。「中國人懂得建造以及破壞後的重建，但一般沒有在部分破損的基礎上保留舊有的，再配上新的來完成原貌的慣例。」「國人基本沒有保留既有痕跡的概念，譬如石座燒掉了一半，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都除掉，重新再來。如此真是太可惜了。」陳啟宗說：「對老的不尊重，新的也就沒有意義。」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為此項目的捐資，是故宮博物院當時收到的最大一筆捐款。陳啟宗由衷為自己能參此盛舉而自豪，「幸虧我們看得早，如果是現在，哪能有這樣好的參與機會，中華文明也都是人類文明」。
將嚴謹制度帶入文物保護行業中
不過，以為基金會的作用只是提供資金，未免低估了轉型時期在中國做事的難度，特別是在文物保護這個極其封閉或保守的領域。在出版序言中陳啟宗寫到：「錢其實是最不值錢的。誠然，我們不是古建築專家，也沒有施工團隊，這方面最有資格的，正是我們的合作夥伴故宮博物院，而基金會帶給整個項目最重要的是管理。」
比如基金會堅持要與故宮博物院簽署正規建築合約，使之在法律層面上達到規範。基金會同時請來世界頂級的物料測量師，就工程進度和質量作出第三方審定後，基金會才會付款。建築期間工地的安全與清潔，也要求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整個復建過程，亦盡量要用錄像或相片記錄在案。
陳啟宗試圖把當時內地還不熟悉的規範嚴謹工作制度，以及背後相應的文化理念，帶入到文物保護行業中，在早期困難可想而知。這也顯示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名著《萬曆十五年》中揭示的主題：「數目化管理」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他以明朝萬曆年間的朝政管理為例，描述了阻礙組織發展的觀念和制度難題。某種程度上，復建建福宮也存在類似問題。
當2005年復建工程終於完成後，據說陳啟宗婉拒了院方好意：「決不能為自己立像、立牌，個人名字也不該在皇家建築群中出現，建成後交還給故宮，完成為中國文明做一件有意思的事的心願就是了。」
（來源：香港文匯報A09：文匯專題 2025/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