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曾鼓吹侵華戰爭的日軍「筆部隊」成員，戰後悉數逃過遠東法庭的審判，並滲入日本文化界，部分透過右翼勢力於文化、影視、媒體、歷史等諸多方面，持續散播軍國主義思想，延續其文宣操控。只是現時的「筆部隊」不再是戰時的軍方文宣單位，而成為看似更為分散和更為隱秘的戰後右翼文化敘事陣營的延續。其從影視、出版到宗教、外交，構成一張覆蓋面巨大的網絡，於日本乃至國際塑造有利於右翼的歷史觀，對亞洲鄰國的歷史認知構成挑戰。
曾在侵華時期服役於日本海軍的作家梅崎春生，戰後以短篇小說《櫻島》與野間宏、椎名麟三，並稱日本文壇。該小說主要寫主人公士兵「我」駐紮櫻島，在戰爭結束前夕無奈地忍受、等待死亡的痛苦心理，但即使如此，小說中的主人公也並未表現出對日本有任何反戰反思，僅表現了對進攻日本本土的美軍的憤怒。作家志賀直哉的《灰色的月亮》，通過描寫戰後初期一個飢寒交迫的少年淒慘的生活，來強調日本戰敗時社會的荒涼與貧困。戰時參加過「筆部隊」的作家石川達三，在其完成於1951年的小說《風中蘆葦》的第一章寫下的第一句話就是：「外務省正門的大鐵門被卸下來了」，「可以造二三十發炮彈」，「當局的策略是，要求把所有的家庭，所有事務所的鐵門、暖氣片、鋼窗、花瓶、傘架都鑄成鐵，再製成炮彈，然後把它扔到中國大陸的山溝裏。」
學術界預警日文史敘事右翼化
事實上，關於日本「筆部隊」所構築的右翼敘事和美學，以及這種「筆部隊」式的敘事如何跨媒介延續早已引起中日學者的關注。
長期關注日本戰後文學的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劉炳範指出，日本文學領域曾出現大量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對日本發動的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給日本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也把日本這樣一個侵略他國、給東亞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罪惡製造者，表現為「戰爭受害者」。而過分誇大「日本的受害」，實是為淡化日本的戰爭責任，掩蓋、模糊甚至否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向遠也認為在日本戰後文學場域中，右翼敘事常以「民族受害」、「和平祈願」進行包裝，掩蓋侵略責任，更呈現出「反戰」與「受害者敘事」的比例失衡的態勢，後者在1970年代後回潮趨勢明顯。
著有《日本戰後文學史》的黑龍江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曹志明則將日本文學分為1945年至1954年、1955年至1975年、1976年至1995年三個時期，並指出第一時期反戰色彩較濃，中期開始「受害者敘事」與民族主義題材增加，後期右翼敘事在部分歷史小說與影視改編中明顯增多。
長期追蹤戰後文學與媒體如何處理戰爭責任的日本學者保阪正康也指出，1980年代後「加害敘事」在主流出版物中比例下降。日本近現代史學者山田朗在分析戰後文化時引用過文學作品題材統計，顯示戰後初期反戰作品佔比高於50%，到1990年代降至約20%至30%。
「筆部隊」的影響迅速跨界蔓延
戰後文學敘事的右傾化，延續戰時「筆部隊」塑造的敘事模式，並非孤立於文化領域的現象。隨着時間推移，這種敘事邏輯滲透到影視、教育，甚至宗教系統，並與政治右翼形成互相支撐的網絡。這種跨領域的滲透，使得戰時「筆部隊」的精神內核在不同時代、不同載體中變形延續（見左稿）。
曾獨立調查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記者加登英誠說：「今年是日本戰敗80周年。雖然在日本，人們常常簡單地稱之為『戰爭結束』，但我認為，日本這場在掠奪中國、韓國等鄰國資源的同時進行的戰爭，是『戰敗』。 」他說：「愈來愈多的人開始相信這些毫無根據的『神話』。他們似乎想編造一段對自己有利的歷史，並把它傳給後代，聲稱『日本是一個美好的國家，二戰是我們被迫進行的自衛戰爭』。一位首相曾說過『日本是一個神聖的國家』，而我認為現在的情況是，願意相信這一點的普通民眾正在迅速增加。 」
加登英誠表示，「筆部隊」成員在日本戰敗後並沒有任何人被起訴，但從戰敗那一刻起，「日本就突然變成了民主社會，那些『筆部隊』的作家、漫畫家、音樂家、詩人，將『筆征』的作品深藏起來，也不會收錄入自己的作品集。」加登說，他也曾採訪過到過南京的日本兵並拍攝了影片作為歷史留存，但日本的年輕人普遍對這些內容不感興趣。因此尋找更多史料證實日軍侵華的暴行，並改變日本青年的看法十分重要。
日學者揭右翼涉文化政治宗教操控
日本右翼篡改侵略歷史的手法，早已突破國內範疇，並藉文化產業甚至政治舞台進行跨境輸出。除文學與影視外，宗教系統亦積極介入。日本上越教育大學副教授塚田穗高研究顯示，自2012年安倍政府執政以來，作為右翼核心的日本會議影響力急升，成為政界與宗教右翼核心平台。
文化產品複製「筆部隊」模式
2013年末，安倍晉三專程觀看熱映片《永遠的零》，外媒報道稱安倍給予該片高度評價，並表示「十分感動」。該片改編自狂銷三百萬本小說，講述「神風特攻隊」自殺攻擊的故事。其敘事手法與戰時「筆部隊」的「溫情化」宣傳如出一轍。影片連續8周票房冠軍，獲改編為電視劇，且在多個包括國際性影展獲獎推廣。這意味着，日本透過影視等文化產業鏈，以「筆部隊」式的溫情化敘事包裝的侵略戰爭得到加強，並輸出有利於右翼的史觀。但反戰人士批評其缺乏對侵略的反思；宮崎駿直言該片吹噓「神風特攻隊」神話，影評刊物《映畫藝術》批判該片對戰爭浪漫化處理，更將其列為「全年最差電影」。
宗教系統成右翼推手
香港社團「歷史監察 網民自發」召集人李美娜指出，日本右翼還藉教會、書展等場合否認南京大屠殺。她憶述曾在香港書展見日方否認張純如書中部分內容，進而否認屠殺史實，批評這種文化表象與歷史態度的巨大反差。「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民族，表面上，日本文化具有吸引力，創作的歌曲、電影都很好，但他們在侵略時也做到極點，這個民族我真的會敬而遠之。」
塚田穗高在其論文《宗教社會學研究：戰後日本的「宗教右翼」的觀念形成過程及其活動》揭示了右翼對日本宗教的影響：自2012年以來，隨着自民黨安倍政府長期執政，日本會議(Nippon Kaigi)的關注度突然上升。該組織被視為日本最大的右翼保守派及相關宗教勢力的聯合運動，也是安倍政府的強大支持基礎。2015年前後，書籍、報紙和雜誌上掀起了一股日本會議信息熱潮。這些出版物煽情地宣稱，日本會議的起源是新宗教「清朝之家」，其「核心」是神社協會和新宗教等「宗教右翼」或「宗教右翼」勢力。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通過梳理包括塚田穗高在內的多份日本學者的研究論文了解到，日本會議是右翼政治聯盟與思想核心，主張修憲、強化國防、推動民族主義教育、否定「自虐史觀」，成員涵蓋政界、宗教界、財界，並系統性透過媒體、文化產品、外交行動外溢影響，其歷史修正策略延續了「筆部隊」時期的話語操控邏輯，將戰時的宣傳模式移植到戰後多領域。
日當代「筆部隊」已遠征國際
2015年，《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聯合國「世界記憶名錄」，「慰安婦」項目落選。安倍在「戰後70周年談話」中稱「不能讓與戰爭無關的子孫後代背負不斷謝罪的宿命」。隨後，「慰安婦真相國民運動」「南京真相國民運動」等所謂日本民間組織要求日政府阻止中國相關申報。「慰安婦真相國民運動」發起者為右翼歷史學者加瀨英明；以家庭主婦身份出面的山本優美子亦為該運動主要成員。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了解到，加瀨英明的父親為日本前駐聯合國大使，也曾經參與過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且在日本投降後不久便曾公開聲稱日本發動的戰爭是正義戰爭，不能接受日本被要求道歉。山本雖與「筆部隊」無直接關聯，但其在國際場合的歷史敘事策略，與「筆部隊」當年對外塑造侵華日軍形象的手法高度一致。她參與的部分活動由神道系右翼或保守派團體主辦，使其雖非政界或宗教界右翼人士，但在議題與網絡上與兩者高度同調並形成互補。
「筆部隊」滲入校園 篡改歷史教科書惡果顯現
在「戰爭受害者」論調的日本文學鋪墊下，2000年後日本右翼將影響力延伸至歷史研究與教育，企圖更改侵略亞洲的歷史史實，此對日本年輕人產生深遠影響。
戰後，日本中小學教科書由民間出版社編寫，送交文部科學省（2001年前為文部省）依據學習指導要領審定，通過後由地方教育委員會或學校選用，形成「民間編寫—中央審定—地方採用」的結構。文科省制定編寫方針與審查規範，並定期修訂；審定過程中，審議委員會（含專家與教師）提出修正意見，出版社需依此調整內容。
右翼篡改教科書長逾40年
1982年，日本右翼挑起首次教科書事件，時文部省要求刪除「侵略華北」等表述，改為「進出」。1997 年成立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推動改寫近現代史，淡化侵略與殖民，並在全國設分會擴張影響。2015年，文科省審定將「日軍殺害了眾多俘虜和居民」改為「波及俘虜和居民，出現了眾多死傷者」，部分刪除「暴行遭譴責」等表述，沖繩集體自殺則改為「陷入自殺絕境」。2000年代起，文科省強化領土表述，將釣魚島、獨島、南千島群島列為「日本固有領土」，由「擴大採用極右教材」轉為「推動所有教材整體右傾」。
日學生參拜神社只知東京轟炸
課本中被淡化、改寫的歷史觀，亦在公共活動中被強化。8月15日，日本戰敗80周年當日，靖國神社參拜人數達6.3萬人次，較去年翻近一倍。
神戶親和大學教授藤原伸夫在《朝日新聞》撰文引述一名初一學生採訪稱，他透過電影和書籍對戰爭歷史產生興趣，並聽過東京大空襲倖存者的講述，「隨着經歷過的人減少，沒有經歷過的人必須傳遞這個故事」。
藤原指出，日本了解並傳遞戰爭記憶的人數正迅速減少。總務省推算，2014年戰前和戰時出生人口佔比不足20%，近年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隨着記憶淡化，主張國家優先和仇外心理的政黨在今年夏季參議院選舉中取得長足進展。
（來源：香港文匯報A11：要聞 2025/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