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80年前，以「從軍」之名，構築虛假「溫情敘事」、掩蓋日軍侵華暴行與屠殺的日本作家、記者與攝影師，戰後並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審判。這支「筆部隊」隨後滲入日本文化界，透過部分右翼勢力持續散播軍國主義思想，延續其文宣操控。令人警醒的是，這種扭曲歷史的行徑並未因戰敗而終止。時至今日，部分日本政界與文學界人士仍在美化侵略歷史，教科書、影視作品，甚至卡通片都可覓見其「步步為營」的痕跡，此不僅毒化日本國民的歷史認知，更對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深遠威脅。

2009年7月22日，日本奈良市95歲的柏原英一病逝。在去世前幾個月，他特別囑咐家人，希望死後把他保留下的7本私人相冊公開，世人因此得以看到近800張日本侵華時期的圖片影像資料。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曾在全日本實施「文化界總動員」，其中陸軍報道部便組織了一批隨軍記者、攝影師、作家乃至畫家組成「筆部隊」跟隨日軍進入中國，專門從事針對日軍侵華的美化宣傳。柏原英一便是其中一員。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報道）在被日本「東洋文庫媒體儲存庫」網站公開的7本相冊的扉頁，柏原英一用日文寫道「丟掉有點可惜。從1943年起一直壓在箱底珍藏了15年，有時候會想起當時一線和在陸軍報道部的生活。非常有幸第一線的辛苦，那五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漢口的生活和風景終身不能忘記。直到今天已經15年了仍不能忘懷。在感謝我們能生還的同時，也對死去的亡靈進行深深的悼念。」

在這7本相冊中，柏原英一拍攝的內容多為侵華日軍在中國的生活與訓練場景的照片，該部分照片呈現出的日軍多「笑容可掬」、被侵佔的城鎮場景也「秩序井然」「歌舞昇平」。然而，另外一小部分照片，則是在日軍的鐵蹄下的斷垣殘壁，即便相片中一場校園舞會，也難掩片中女生厭惡神情，更遑論日軍站在裝甲車上耀武揚威的場景。在第二本相冊的39頁，上方兩張照片的局部。一張模糊地顯示一位身穿中國服飾者，頭部被織物覆蓋，坐或蹲於地面，似乎正掀起身上的衣服；另一張則拍攝多名中國人聚集於一間疑似民宅前，一名女子側身注視身旁男子。令人疑惑的是，這兩張照片的下半部分以及該頁面的其他內容圖像缺失，呈漆黑一片，疑似資料缺失或遭刪除。

樓上的日本鄰居很兇

柏原英一在相冊扉頁上所言的「陸軍報道部」是二戰時期日軍體系內的一個正式軍事宣傳與管理機構，專職負責新聞審查、指揮或協調隨軍「筆部隊」成員的採訪等工作。「筆部隊」雖無正式番號，但人員、經費、任務均由軍方直接控制。

「抗戰時，我們家樓上就住過日軍『筆部隊』的成員，他們壞得很！」武漢市民何兵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說，在他小時候，姨媽經常向他憶述自己有關日軍的童年記憶，「他們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逼迫外公下跪。」何兵說，有一次年幼的姨媽因與日本兒童在爭執中推了對方一下，結果外公就被吊起來打了一夜。

隨着電影《南京照相館》的上映，何兵發現「樓上的日本人，也是經常拿攝影機拍攝武漢的大街小巷，他很像電影裏的日軍攝影記者伊藤秀夫。」何兵說，1938年武漢三鎮淪於日治。隨日軍開進的「筆部隊」，佔據了漢口鼎新里最好的洋樓，而「筆部隊」成員與家屬就住在馬路對面的保安里。當時的日軍「筆部隊」有一份刊物叫《大阪每日新聞號外》，報紙上刊登着日軍給中國小孩發糖的照片，「他們把侵略寫成『親善』，把掠奪拍成『建設』，但家裏老人說，在日軍鏡頭之外，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木柵欄、鐵絲網，還有門外吉慶街的電線桿上，经常吊着的不知生死的中國人。」

穿西裝的日本人默不作聲

何兵的姨媽和家人，就這樣在戰戰兢兢中度過了抗戰。1945年8月，漢口人從收音機裏聽到日本投降的喜訊，那些居住在武漢的日本人卻慌亂異常。又過了幾天，吉慶街突然冒出許多地攤，「他們在甩賣帶不走的樟木箱、和服、搪瓷盆。他們居然還想賺最後一筆錢！姨媽那年不到十歲，和整條街的人一起衝過去掀了這些攤位。」何兵說，當搪瓷盆哐當地滾進陰溝，那些原本西裝筆挺，動不動就要中國人下跪的「筆部隊」成員第一次瑟縮在牆角，默不作聲。

日本戰敗後，漢口的鼎新里換回了主人。中山大道南面的街道從此以後更名為勝利街。「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能夠具體地判斷，曾經住在我家樓上的日本人到底是誰？」何兵頓了頓，「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餘生中反思過在中國的所做作為，但我希望他能夠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的錯誤。」

【話你知】戰後並未消失 換舞台續搞事

據日本國立圖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網站等日本戰史與檔案資料顯示，「陸軍報道部」是二戰時期日軍體系內的一個正式軍事宣傳與管理機構。其前身可追溯至1914年8月16日依日陸軍部第12號令成立的非正式軍方編制「報紙審查委員會」，受日本臨時軍事調查委員會監督。後歷經多次改組，並於1936年8月起劃入軍事局，「陸軍報道部 」負責新聞審查、對外宣傳、戰地記者管理等工作。直接指揮或協調隨軍記者、作家、攝影師等筆部隊工作。「筆部隊」成員多為軍方直接徵召或指派的文化界人士，有軍籍者編入軍隊，無軍籍者則以特派員、隨軍記者等身份行動。其構成多樣而靈活，並無日軍番號，但報道經費、人員、任務均由軍方直接控制。

戰後遠東軍事法庭，「筆部隊」成員均未獲戰爭責任的追究。然而，這支文宣部隊並未消失，他們換了舞台與筆墨，繼續在戰後文化界宣傳軍國主義思想，並以不同形式影響日本社會的歷史記憶。

日文壇名家淪軍國主義吹鼓手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向遠教授撰寫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一書，是內地系統研究有關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專著，該著作認為，七七事變爆發的第四天，日本發表出兵華北聲明，首相近衛文縻召集各新聞通訊社「懇談」，要求他們「協力」戰爭，包括當時在日較為出名的《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等幾家雜誌社。日本國內的報刊、廣播等，向國民展開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宣傳。「筆部隊」便是在此背景下誕生。

「筆征」中國竟成風尚

彼時，尾崎士郎的長篇從軍記《悲風千里》曾在日本引起關注。他在其中《支那的孩子》一節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孩子們起初不敢接近，隨着逐漸熟悉，慢慢地靠了過來。於是東洋鬼子給他們牛奶糖，撫摸他們的頭。撫摸頭的時候，嚇了他們一跳。當然他們沒有被咬，那牛奶糖裏也絕沒有放毒。孩子們已經知道了，原來東洋鬼不是鬼。於是跑回家中，從家裏拿來了梨、柿子等，獻給『東洋鬼』。『東洋鬼』樂得笑逐顏開。他們接受了水果，同時付了錢。」王向遠教授評價時指出，《悲風千里》要描寫的是日軍侵佔下的華北地區的情形，作品刻意淡化戰爭的殘酷，反而營造出一種虛假的「溫情和平」氛圍。

日本知名作家火野葦平1937年應徵，炮製了一系列侵華文學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士兵三部曲》。在這些作品中，火野葦平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宣揚「皇軍的功德」，對中國軍民則極盡醜化之能事。《士兵三部曲》當時發行上百萬冊，成為暢銷書。火野葦平因此「居功至偉」，日本軍部特意表彰他為「國民英雄」。林芙美子則是「筆部隊」中少有的女作家，因其性別具有特殊宣傳價值，其本人以及作品獲日本報刊大肆宣揚鼓譟。

忠實記錄卻惹筆禍

日本知名作家石川達三，1935年曾憑中篇小說《蒼氓》獲得日本首屆「芥川獎」，甚至被寄望奪得諾貝爾文學獎。1938年1月，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雜誌「特派員」抵達大屠殺血腥未散的南京，採訪了那些仍然沉浸在戰爭和屠殺興奮中的日本士兵。「筆征」回日的石川達三根據自己的見聞和充實的材料，寫就《活着的士兵》，文中描寫了戰場上的真實場景，展現了侵華日軍的人性畸變。1938年2月17日，《中央公論》編輯部刪去小說最後兩章，隱去敏感之處，將其付印於該年3月刊，翌日即因「含有反軍性質、不符時局」而遭禁售。中央公論社主編被停職，石川本人接受警視廳調查。8月，石川遭到起訴，最終被處以四個月監禁，三年緩刑，成為當時震驚日本文壇的「筆禍事件」。

儘管日本學者淺田隆評價認為石川達三此文並不是為了鼓舞反戰和厭戰，而是希望在了解真實情況後重新構建國民意識以支援戰爭。日本評論家中野好夫也認為石川達三並沒有刻意揭露日本軍隊殘虐性的意圖。石川達三被判刑後決定「將功補過」，他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前往武漢戰場從軍，不久發表長篇作品《武漢作戰》。這一次他「戴罪立功」，重點描寫日軍如何「文明」，如何優待俘虜，通篇都是對日本侵華戰爭的肯定和歌頌。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向遠指出，「筆部隊」作家毫無創作的自由可言，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儘管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等「筆部隊」成員，大多只是概念化地、膚淺地描寫和淺薄地抒情，但其炫耀自身的「勇敢」，赤裸裸地為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作叫囂和宣傳，使窮兇極惡的日軍於日本本土儼然成為「偶像」與「英雄」。

（來源：香港文匯報A10：要聞 2025/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