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胡若璋）「基於真實歷史人物」創作的小說《到中國去》，是定居奧地利的海外華人作家方麗娜，十年文學跋涉寫就的一部現實之作。
2003年隨夫定居維也納，方麗娜在報章故事裏「偶遇」了一段和中國有關的往事：兩位奧地利醫者在中國外交官何鳳山相助下逃離維也納，遠赴中國蘇區投身革命，與中國人民共同抗戰。彼時讀到關於祖國的故事，倍感親切，她未曾預料到自己將與這兩位歷史人物開啟長達十年的文學漫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方麗娜在酷暑中攜《到中國去》重返故土，期待與國內的讀者共溯當年國際友人奔赴中國的壯闊征程。
「八十年前他們與中國同生共死，卻鮮為人知。」方麗娜感慨，諾爾曼·白求恩的事跡家喻戶曉，而同時期這兩位奧地利醫者的故事其實也值得被銘記。「我要把他們的故事講給中國的讀者聽，以文學的形式。」
作為一個寫作者，方麗娜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說，跟着故事的主角到80多年前的中國去，令她在人物故事的書寫和經驗習得中逐漸變得強大：「也因為他們到中國的經驗，豐富了我的學識，讓我一次次啟程，最終也載我至遼闊。」
不分晝夜「惡補」文學經典
十多年前，還是一個初級文學寫作者時，方麗娜就已經有了寫作的衝動和文學的願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寫作慣性，我不是那種一開始就能夠下筆如有神、文思又泉湧的作者。我都是一點點把開頭寫下來。」《到中國去》，方麗娜寫了十年，但故事的開篇卻是花了好幾年才開始動筆。如今，和讀者見面分享創作背後的故事時，有人好奇：完成這樣一部「基於真實歷史人物」的故事小說，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意味着什麼？
「我是下了苦功夫的。」傾注如此長的時間、精力，現實的挑戰也擺在方麗娜眼前：因為故事的主人公所牽涉的歷史背景、戰爭歷程和情感波折，既沉重、龐雜又宏闊，從地理上來說，足跡橫跨中西、縱橫南北，甚至延伸到盤根錯節的中東、死海一帶，故事內容又以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崛起，以及猶太人遭遇世界性驅逐的命運和誘因有關。
回望、追溯那個大時代的「眾生相」，方麗娜坦承，小說的兩位主角「到中國去」，他們在中國的十年，是在世界動盪下與中華民族普通民眾以及眾多鮮活的領袖人物生死相依、相知相伴的崢嶸歲月，這些歷史資料的收集和考證，大量的「考古」打撈準備工作，可以用「如螞蟻啃骨頭」來形容。
但小說完成的那一天，她突然發覺自己有一種強大的感覺：「因為他們充實了我的學識。」作為一個中年才起步的寫作者，方麗娜從短篇寫到中篇，現在這部歷史長篇小說和讀者見面，在持續的交流中，她在文學創作方面，有一種使命初達成的獲得感。
此處，有必要插入一段前情回顧：2010年，方麗娜是魯迅文學院首個從海外歸來進修的華人作者，這段寫作經歷讓她認清了自己的創作短板。也是在那個夏天，她搜羅了20公斤的文學名著回到奧地利。「不分晝夜地閱讀文學經典名著，如飢似渴地吸收文學養分。」方麗娜說，從《紅樓夢》到俄法英文學經典，這段持續進行的「惡補」閱讀，以及同步展開的散文、中短篇小說的創作，讓她積累了大約150萬字的文學寫作經驗，她開始有信心朝着自己的文學宏願前進。
文學也經得起歷史的考證
「這部小說不僅是歷史還原，更是文學重塑。」方麗娜不斷挖掘、梳理史料，也要在人物的言談舉止、情感脈絡裏做文學化的呈現。小說中其實有二十餘位國際人士的命運交織，這也牽引出更深層叩問：戰火中的中國何以吸引他們？為釐清每個人物的背景與足跡，考證、收集成為了十年書寫過程中不斷重複進行的基礎工作。
那些龐雜、瑣碎的細節都十分有必要。方麗娜說，那些看似信手拈來支撐情節想像的小故事，每一個都有其可靠的史料依據。例如，延安窯洞被轟炸時的場景，甚至延安舞會上的伴奏樂器，這些細節應用都經得起查證。「文學的想像也不能隨意杜撰，經不起推敲就會破綻連連。」那些細節的收集和考究，所費的精力，方麗娜至今回想還是有頭皮發麻的感覺。
當然，她也很幸運。寫作這部小說，她「打撈」出20多本可作依靠的歷史小說和人物小記來打底構建。其中也包括主人公原型羅生特在華十年的日記內容。「奧地利漢學家卡明斯基曾整理出版其日記。我向他借到了這本日記，這也成為支撐我寫作的強大信心。」方麗娜以故事主角羅生特的親筆記錄為藍本，在關於上海避難，與新四軍、八路軍交往的紀實章節，小說做到了對歷史的精確描寫。
除此之外，她去奧地利毛特豪森集中營、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港譯：《舒特拉的名單》）的拍攝現場，實地探訪感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隔離區、焚屍爐等場景。她也前往耶路撒冷、約旦、巴勒斯坦和死海等地行走。當然，也包括到中國的延安、上海等諸多地方去考證，想像80多年前的風雲激盪。
有不少讀者閱讀此書還時常停頓，會好奇查詢故事裏出現的領袖人物，那些鮮活的故事也為現在的讀者打開了一扇「親切平視」的歷史窗口，讓他們靠近那些崢嶸歲月裏的真實過往。有文學評論家斷言：「這部小說，必將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留存的重要作品。」方麗娜也感恩，這場漫長的文學跋涉，令身在海外的她有了一場盛大的精神回歸。
「新中國的旗幟裏也浸染着國際友人的鮮血。」方麗娜相信文學的力量：「可以喚醒，也可以再現國際友人與中國人民共同抗戰時肝膽相照的歲月。」她也期待，這部小說成為一座橋樑，鏈接歷史與當下，連接中國與世界，也連接你我的心。在她看來，80年過去，衝突、不安、戰爭依然在世界的一些角落上演。在當下這個更需要包容和理解、寬容與交流的年代，80年前中國外交官為國際友人發放代表着生機的簽證，繼而開啟了他們非同凡響的中國歲月。如今，中國繼續國門大開建構更加廣泛的「朋友圈」，吸引着更多海外年輕人到中國來。
如果說，80年前，「到中國去」是時勢所逼；80年後，「到中國來」則更多是心之所向。「啟程到中國去，它將載我至遼闊。」方麗娜也期待此書能帶着讀者抵達更多善良與美好的遼闊內心。
特寫｜梁鴻：書名最令人觸動
作為《到中國去》新書的首批讀者，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坦言，看完小說，最先令她觸動的便是書名「到中國去」。在她看來，當下社會，大家一致把目光投射「到世界去」，強調走出國門、擁抱世界，而此書卻以「到中國去」為題，彷彿一個迴旋，令人耳目一新。
「過去一些年，大家致力於講好中國故事。」梁鴻認為，《到中國去》這本小說讓她意識到，中國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無需刻意「走向世界」，而所謂的「中國故事」，其實就應該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閱讀這本小說，梁鴻也感受到一種特別大的力量：《到中國去》不是一個口號，它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
閱讀此書，梁鴻也有一些震撼、停頓的時刻：我們知曉曾有國際友人在華奮鬥，卻鮮知其具體經歷了怎樣的驚濤駭浪。但相比小說裏大家熱議的國際友人，梁鴻更感念於這個故事的開端——80年前在奧地利為他們打開生命之門的中國外交官何鳳山先生。
去年，梁鴻到奧地利還專程去參觀何鳳山的辦公舊址。「80年前，當各國緊閉簽證大門時，何鳳山頂着諸多壓力營救，給出了一千多張中國簽證。」這個故事對何鳳山着墨不多，但梁鴻卻認為，何鳳山才是這些人為何來到中國的起點，這個開端至關重要。「正是何鳳山這種遼闊的人道主義精神，催生了國際友人到中國去的壯闊旅程。」
「小說筆法精微如繡，作為歷史小說，史料考據極為嚴謹。」梁鴻也讚賞作家傾盡心力打撈歷史沉沙：兩位主人公如何取得簽證，如何輾轉中國各戰場——地下戰線、新四軍、東北野戰軍——乃至他們的個人生活軌跡。這些真實細節引領讀者重返烽火歲月，見證國際友人如何融入中國革命洪流，中國志士如何在困局中堅韌抗爭。梁鴻認為，本書的起筆與落點都十分精妙，令宏大世界圖景裏的中國敘事得以熠熠生輝。可以說，在歐洲的中國人，在中國的歐洲人，不論何時，都正是他們命運的交織、促成了文明融合。這或許也是《到中國去》書名本身就載有的深情。
花絮｜「我正在寫以香港為背景的新小說」
過去十年，方麗娜持續在香港發表過小說、散文。「我和香港也有十幾萬字的情緣。」方麗娜說，在香港她有很多文學之友，和她們的交流中總是能感知到她們身上捎帶的海派文學風味。偶爾停留香港，方麗娜行走在街頭巷尾，香港有一種獨特的消逝美感，也令她有寫作的慾望。
「我正在寫的中篇小說，就是以香港為背景，不過還在創作中。」方麗娜提及，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從香港啟德機場轉機去歐洲，「站在香港的樓頂看飛機，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一樣。」這種放大的飛機視覺記憶，如今想來還是有諸多趣談。「我把這種看飛機的感覺寫到了新的小說中。」方麗娜說，很多印象、記憶能夠借助作者的書寫，穿越時空走到當下，和新的讀者分享蘊含其中的喜怒哀樂。
（來源：香港文匯報A09：文匯專題 2025/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