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軍
世人咸知，孫犁是著名作家。由他開創的「荷花淀派」，雖然他本人並不認可，但在當代文學界卻得到普遍的認同，理論界也多把研究視角聚焦在孫犁的文學成就上。殊不知，孫犁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報辦雜誌。因此，我在《報人孫犁》一書中，在作家身份之外，將其同時定位為一位報人。這絕不是刻意標新立異，而是實事求是地還原孫犁先生文學與新聞雙軌並行的「文章功業」。
事實上，孫犁自青年時代就與報紙結下情緣——他在《寫作漫談》一文中，曾這樣回憶：「我住在石駙馬大街的一個小公寓裏，所過的生活，形式上頗類似一個作家。我也給報紙投稿。」
查檢《孫犁年譜》，我發現選登這些孫犁早期試水之作的報紙，正是天津《大公報》——
1934年4月26日，《大公報》副刊《小公園》刊發了孫犁的詩歌《我決定了》，署名芸夫。
1934年10月25日、26日，孫犁的《故都舊書攤巡禮》分兩次刊發於《大公報》第13版。此文見報時漏掉署名。27日，《大公報》特意刊登《本刊小啟》，說明《故都舊書攤巡禮》為孫芸夫君所作，因編輯疏忽，漏登署名，特為補志。
1934年11月29、30、12月1日，《大公報·本市附刊》連續刊發孫犁的文化見聞錄《北平的地台戲》，署名芸夫。
這是孫犁在北京居停期間，使用孫芸夫或芸夫為筆名，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最為密集的一個時期。雖然此後辭職回鄉了，但在他的心裏，對《大公報》依舊心心念念。他1982年曾寫過一篇《報紙的故事》，回憶他在這段「鄉居」期間，渴求家人給他訂一份《大公報》的往事：「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業家居。在外面讀書看報慣了，忽然想訂一份報紙看看。這在當時確實近乎一種幻想，因為我的村莊，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後。例如村裏雖然有一所小學校，歷來就沒有想到訂一份報紙。村公所就更是談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訂的還不是一種小報，是想要訂一份大報，當時有名的《大公報》。」
當時的《大公報》是一份全國性大報。孫犁說：「我認為這是一份嚴肅的報紙，是一些有學問的，有事業心的，有責任感的人，編輯的報紙。」
彼時的孫犁年方22歲，雖然失業在家，但他的眼光很高，志向很大，單從讀報而言，即可看出他的閱讀品味。「我認為《大公報》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論是有名的，我在中學時，老師經常選來給我們當課文講。通訊也好，有長江等人寫的地方通訊，還有趙望雲的風俗畫。最吸引我的還是它的副刊，有一個文藝副刊，是沈從文編輯的，經常登載青年作家的小說和散文。還有小公園，還有藝術副刊。」
時隔多年，孫犁對這份報紙的版面設置、風格特色，依然如數家珍，可見他確實是《大公報》的一個忠實讀者，用今天時髦的說法，夠得上一名「鐵粉」了。孫犁先把訂報的心願向新婚的妻子透露了，他知道妻子有一點私房錢，他想讓妻子「借給」他三元錢，先訂一個月的報紙。但妻子一句：「你花錢應該向咱爹去要，我哪裏來的錢？」就把他「懟」了回來。
在妻子面前碰了釘子，他只好硬着頭皮去向父親要。父親沉吟了一下說：「訂一份《小實報》不行嗎？」
《小實報》是當時北京出版的一份市民小報，屬於孫犁不屑一顧之類。他沒有說話，就退了出來。
父親還是愛子心切，當天晚上就答應了，說：「願意訂就訂一個月看看吧，集晌多糶一斗麥子也就是了。長了可訂不起。」在鎮上集日那天，父親給了他三塊錢，他轉手就交給郵政代辦所，匯到天津去，同時還寄去兩篇稿子。
從這一天開始，那家遠方的報紙，成了孫犁每日的牽掛。報紙送來了，「我坐在柴草上，讀着報紙。先讀社論，然後是通訊，地方版、國際版、副刊，甚至廣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讀過以後，才珍重地把報紙疊好，放到屋裏去。」
不過，妻子比較關心的還是他的稿子，有一天問他：「有了嗎？」孫犁明知故問：「有了什麼？」「你寫的那個。」孫犁回答：「還沒有。」一個月的報紙看完了，孫犁的稿子沒有登出來，他心裏有一點小小的失落。但他卻捨不得把報紙丟掉。這一年夏天雨水大，孫犁結婚時裱糊過的屋子，頂棚和壁紙都脫落了。妻子跟孫犁商量：「我們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那些報紙。」見孫犁有些遲疑，妻子就進一步說服他：「你已經看過好多遍了，老看還有什麼意思？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下塊數來錢，你訂報的錢，也算沒有白花。」
孫犁聽妻子講得很有道理，就同意把舊報紙派上新用場──「我們就開始裱糊房屋了，因為這是我們的幸福的窩巢呀。妻刷漿糊我糊牆。我把報紙按日期排列起來，把有社論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廣告部分糊在頂棚上。這樣，在天氣晴朗，或是下雨颳風不能出門的日子，我就可以脫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閱讀我所喜愛的文章了。」
喜歡讀報的人，世上有很多；喜歡《大公報》的讀者，世上也有很多。但像孫犁這樣「珍視」乃至「仰視」報紙的讀者，大概世間罕見吧。
如今，我們追尋着孫犁的足跡，不惟看到了一個作家的成長之路，也同時看到了一代報人的非凡歷程。而這一切，其實都與那些糊在屋子頂棚上的《大公報》，有着最初的密切的關聯。
（來源：大公報B2：文化 2025/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