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江凌風、湯嘉平、李斯達、江凌風 林良堅 <圖> ）「香港也曾有慰安婦，她們向日本爭取道歉，但當年不獲港英政府支持，最後被迫放棄。」香港前高級警司何明新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說道，他於上世紀70年代駐守灣仔，接觸過多位與香港慰安婦熟絡和經歷過那段慘痛日子的人，聽他們訴說觸目驚心的遭遇。

相較於內地、韓國等地區，香港慰安婦的情況缺乏研究、史料亦更為難尋。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現又臨近8·14國際慰安婦紀念日，大公報記者翻閱相關書籍與報道，並訪問有關人士，希望年輕一代銘記抗戰歷史、珍惜和平建設未來。

1941年12月8日，日軍攻佔香港，港英政府僅抵抗18天便投降。香港自此淪陷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他們以「軍紀整肅」為名，系統性建立「慰安制度」。

何明新在駐守跑馬地警署時，偶然得到一本養和醫院創辦人兼首任院長李樹芬的《香港外科醫生》回憶錄。據其記述，戰前港英政府副醫務總監華倫天醫生穿針引線，日本陸軍總醫官江口上校赴養和醫院會晤李樹芬，商討在香港籌設日軍「慰安區」的問題。江口對李樹芬表示：「我需要500名女子（娼妓），請教應該怎樣着手去尋求？」

索要500娼妓 四出姦淫擄掠

日軍公開索要500名娼妓，但實際上被禍害的婦女遠超500人，我們仍無法統計那些被他們強搶姦殺、直接脅迫致死的平民百姓。當時，灣仔駱克道一帶圈了長達800米的一大塊地段設為日軍「慰安區」，日軍聯同黑社會強行驅逐居住此地的百餘戶居民。

《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一書記錄：「醉了酒的日兵，到夜半就四出尋女人。他們到處敲門，門板被敲打得震天響，日兵又在門外異樣地怪叫着。婦女們躲在各處，日兵的電筒到處射，發現了立刻被拖出去侮辱。有幾個婦女說，她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最怕是日兵的電筒和使人膽寒的敲門聲。」為自保，婦女剃髮着上男裝，臉上用墨或泥塗污躲避日軍。當時養和醫院收容了不少十餘歲至60歲左右的受害者，有些懷孕、有些流產，也有分娩的。

「『慰安婦』就是一套說辭，掩飾了日軍當時的逼迫手段，根本就是『性奴隸』。人們無法統計日佔時期香港具體有多少女性被強姦、被捉走。她們好像軍備物資一樣，被運來運去，即使僥倖存活，亦客死他鄉。」何明新說道。

廣設「慰安所」 不同名目掩飾

他解釋，日佔時期香港的「慰安所」，也被稱為「皇軍招待所」、「行樂所」、「日支館」、「軍之友社」、「千歲館」、「軍人俱樂部」或「舞妓館」。當時，本身是妓女的女性，被迫服務日軍，也有大批從中國內地運來的「慰安婦」。這些所謂「慰安所」的經營方式有四種，第一種是由皇軍直接控制的；第二種是「外判」給韓國或台灣商人管理的；第三種則由黑社會或地下組織經營，實則亦是皇軍在幕後操作；第四種是原本就存在的妓院，日軍承包下來繼續經營，強迫妓女提供服務。最初日本並不承認「慰安婦」、「慰安所」，企圖將問題歸咎於「私人經營」或「合法娼妓」的存在。

何明新說，他18歲時多在筲箕灣、灣仔工作，出入酒吧查牌時，無意中認識兩位「慰安婦」，她們本身從事性服務業，但她們表示，「自己都沒料到會被迫做這個……當時很多同伴被殺，被斬頭、被刺刀刺死，日軍很殘暴……」「能活下來就很好了。」何明新說，40年前社會保守，「我當時也不好多問，她們可能也不想多講。」

婦女遭戰敗日軍挾走 有去無回

何明新當水警時，聽當年的老船員說過，日軍戰後匆忙撤離，把慰安婦們捉上船，聲稱運回內地。「冇可能運得返！船未開到蒲台島就死了！想救都救唔到。」

何明新介紹，相較其他地區，香港仔沒有遭受日軍大規模施暴，盟軍轟炸香港，眾日本高官和法國傳教士逃往此地避難。他認識一位薄扶林村民，對方生前憶述：「日佔時期，他們招募工人做炮艇，五元軍票一天，薄扶林村好多人來做。當時這裏是碼頭，被日軍改名為『南了船塢』。」

蒲窩曾是舊香港仔警署，被日軍佔用作寫字樓；香港仔工業學校被佔領為水上飛機基地，附近設有船廠，方便高級軍官逃跑。「香港仔環山邊一帶，尤其是香港仔工業學校的山邊，當時坐落一排舊屋，街坊們說那邊都是『慰安所』，經常看見日軍出入，大部分『慰安婦』可能還是從廣州運過來的。」何明新表示，港英政府出於局勢考慮，「捂民眾的嘴」，封存罪證，時間推移，親歷者逝去，海洋被填為陸地，舊屋清拆，建成高樓大廈……所幸現在有部分文件得以公開，重見天日。

採訪當天下着雨，何明新帶領記者一行人從香港仔中心漫步至蒲窩青少年中心，即使撐傘，四面八方飄來的雨水亦打濕衣褲。三年零八個月，不僅是香港歷史中的一場持久暴雨，更是那些「慰安婦」窮極一生都無法放下的痛楚。

她，寧死不屈抗日軍　她，犧牲自己救同伴

良家婦女的悲劇故事數不勝數。女教師霍鳳儀原是香港漢文女師範學堂畢業生，留原校任教。她矢志獨身不嫁，敦品礪行。日軍挨戶搜查，她從三樓跳下自盡，以生命抗議侵略者的淫威，玉隕消香；以演反派角色著名的演員林杏翹為保護同伴免受凌辱，挺身而出與獸兵周旋，犧牲自己保全其他同伴。後來在逃亡途中，其丈夫被日軍毆打致殘而死，她的後半生也因戰爭所受的身心傷害而酗酒、吸毒，鬱鬱而終。

慰安所不斷開出卡車 滿載女屍

據《日軍慰安婦內幕》記載，石塘咀金陵酒家在日軍統治下成為慰安所據點，許多女性被迫在燈火管制下陪侍日兵。「有一名混血女郎，她的哥哥因肺病在醫院留醫，她為了籌醫藥費，在九龍一家小餐館當女侍應，後來被一名日兵強姦，染上了兩種性病，送入醫院治療。她的哥哥得知此事，一氣之下當堂一命嗚呼！」

此外，新世界戲院（無限極廣場現址）附近亦是流鶯聚集處。「她們大半還是來自尋常百姓家，曾是家庭主婦或待字閨中的少女。」作者謝永光表示，她們委身於一名日兵僅得軍票30元，購買一斤碎米也要100元，就算一天接待三個日兵也還差十元才夠一斤米，而且還要扣除房租……

在九龍區深水埗大南街設有公開式妓寨，有些妓女不堪虐待，悄悄逃走。而那些不幸患上性病無人醫治的妓女，則被載往新界荒僻處自生自滅。根據黃海雲在1984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廣東文史資料）第四十一輯《日本佔領香港後的悲慘世界》一文記述：「每天從各處運來一車車中國婦女，供日軍發洩。」這些婦女多被漢奸騙誘，抵達慰安所後「插翼難飛」。「剛烈的女性，不甘受辱，在慰安所撞牆而死者有之；也有由於大聲呼救，被日軍殺死的。滿載女子屍體的卡車，不斷從慰安所開出來。」

國民教育協會創辦人、《深水埗風物志》編者梁炳華博士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出，妓寨的具體舊址位於大南街及桂林街之間，但是隨着城市的建設，已經消失。「這些建築的價值，或者『認同價值』並不高。日軍侵佔香港，徵集慰安婦這些事情，很多市民引以為恥，這些地方會帶來一種歧視感，所以很難有人提議說要把這樣的『舊址』保留下來，甚至還要去探討或者做一些所謂『歷史痕跡』，這是很難的。」

梁炳華補充，舊時觀念保守，曾經被迫成為「慰安婦」的經歷對於這些婦女來說是巨大的恥辱，她們害怕周遭人知道她們的過往和經歷，一切的憤怒、不安變為沉默和無聲的嘆息。

倖存者證言　不容被湮沒

記者到圖書館查閱抗戰資料，發現有好幾本書都記錄了當年香港慰安婦的慘況，有的更是以第一視角，將自己與慰安婦接觸的往事娓娓道來。然而，80年過去，仍在世的慰安婦已寥寥無幾，就連那位以第一視角講述的書本作者，都已不在人世。

經過今次的搜證、報道，我們終於觸碰到那個沉重的答案─香港慰安婦證言的消失，是一場制度性遺忘的結果。

慰安所遺址逐一被剷平

關於香港的慰安婦歷史，一直都未被系統地整理過：港英政府在1945年重佔香港後，因急於恢復殖民統治秩序，對日軍性暴力罪行持迴避態度；而日軍在投降前亦大量銷毀慰安所檔案，令後人查證難度增加。香港的慰安所遺址正逐步被推土機剷平─位於灣仔的慰安所「千歲館」，於1990年代初期拆卸，最終湮沒於豪宅地基之下。

相較內地農村緊密的宗族網絡，香港人口流動大、私隱化高，讓倖存者更易隱藏創傷。目前，香港已向傳媒和社會團體承認慰安婦身份的女性，應只有寥寥幾位：阿月、醜婆婆、羅氏姐妹等，不知今年8月底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與香港歷史博物館，與內地博物館進行合作展出的「慰安婦」史料，會否又有更詳細的補充。

但望着舊書和舊報道上提到的，1942年日軍憲兵隊文件要求「增派百名慰安婦至港」、在這之後「香港慰安婦逾千人」的記載，我們亦感到有心無力：原來香港的受害者不是數量少，而是很少有人去記錄她們。

要完善香港的慰安婦歷史研究，我們必須與時間賽跑，例如但不限於：1.繼續推廣特區政府和民間機構的「慰安婦口述史計劃」，對倖存者後代進行保密訪談，以搶救最後的證言；2.將原灣仔慰安所遺址列為法定古蹟，設置永久紀念設施；3.在中史課本中增加香港慰安婦歷史的介紹。

歷史不會因沉默而消失。此刻搶救每一秒消逝的記憶，都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來源：大公報A7：港聞 2025/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