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藝）抗戰精神有什麽重要意義？在香港，當我們拷問同樣的問題，能得到怎樣的回響？聽到在海邊草坪上奔跑孩童的嬉笑時，看到悠閒放鬆的愛侶偎依時，以及和朋友談天暢聊時……在這些頗感幸福的時刻，我們不會想到曾經的抗戰歷史，更不會想到抗戰精神。但跨越歷史周期，對於和平與正義等人性美好價值的追求和踐行又無不貫徹在香港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行動之中。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特別專訪香港史學會董事兼執行總監鄧家宙博士，探討香港抗戰歷史中折射出的人性之光。在當代，弘揚抗戰精神，就是守護好人性價值的特殊戰場。
鄧家宙博士在接受專訪時指出，香港在抗戰中的特殊性源於其在當時為英國管治地區，以及其在戰線中的特殊位置：「當時的香港既是英國管治下，又是中國抗戰的前沿支點。它承擔着雙重使命：既要自救抵禦日軍侵略，又要作為國際物資通道支援內地抗戰。」
抗戰催生了民族認同與覺醒
鄧家宙認為，作為重要的物資樞紐，香港商人曾利用全球的貿易網絡，突破封鎖不斷向內地輸送藥品和資金。與此同時，香港也在同步接收內地難民、保全國學精髓，在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下，香港對於傳統文化的保存反而格外地令人矚目，和內地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鄧家宙指出，不論在何種時代，人都是處在環境之中。抗戰時期，尚處於英國政府管治下的華人精英們反而會刻意穿長衫來彰顯自己的文化自信，就好像是說「我們浩浩中華有優秀的歷史傳統，不盲目效仿西方。」國難當頭之時，全世界的華人都更加強烈地感知到「何為中華民族」。在當時的英國政府管治之下，強烈的反差更是催生了民族認同覺醒 ：「如同華僑在異鄉更懂團結，『殖民』環境反而強化了『中國人』的身份自覺。」
鄧家宙認為抗戰精神的動人，也因為飽含着香港全民對於「民族共同體」概念的關切和熱愛。正像那個詞所說的，「休戚同當」，「即便是在英國人的管控之下，我們也都在時時刻刻關注國家的發展。」抗戰精神的本質，也正在於全社會對「正義價值」的認同與保護，「因為在當時其實也有其他的國家力量、或者說認同你的群體，站在正義這一方的，他們也會伸出援手。」比如東華三院運送海外華人遺骨歸鄉、中醫師努力爭取「國醫」認證等無不體現了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後來香港人親見祖國現代化進程，更甘願為之付出。」
軍國主義摧毀了人性底線
在鄧家宙看來，抗戰精神的核心正是通過對歷史的正視來對抗價值的扭曲，充分守護人性尊嚴。他認為，對於「抗戰」精神的思考，並非是鼓動仇恨或者放大苦痛，而是對於「和平和尊重」、「保護人性價值」的「普世價值」的思考。鄧家宙更犀利批判簡化抗戰史為「仇恨敘事」，提出深層的精神價值： 「抗」的本質是價值堅守。「抗戰不僅是反抗侵略，更是對抗人性價值的扭曲。日軍暴行的背後其實是國家機器的價值異化——那些參戰士兵從小並非惡魔，而是被軍國主義摧毀了人性底線。」鄧家宙以經常出現在影視劇中的「漢奸」角色為例說道：「這一群體正是因利益依附侵略者，是崩塌了的價值體系下出現的被異化的人。」
團隊花十年的田野調查
作為一線收集史料的歷史工作者，鄧家宙更分析了史料散佚的三重根源，首先就是心理上的創傷：「真正的抗戰親歷者往往是不願回憶的。」面對戰友的凋零、家人的離散，他們的下意識反應一定是希望能夠平靜生活。
其次，在戰後，香港又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與祖國的分離。最後，再加上香港經濟騰飛的歷程，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因素無不在沖淡着香港社會對於抗戰的歷史記憶。鄧家宙還提到「在上世紀50年代的生存壓力下，更加無人有暇追憶抗戰」。在官方的敘事方面，也存在長期斷層，「側重英軍戰役，而忽略民間貢獻。」
要想重新串聯被長期忽略的民間歷史十分不易。鄧家宙團隊通過十年的田野調查，通過民間實地探訪和拍攝，期待盡量完成對真實歷史場景的復原。但更嚴峻的問題依然擺在枱面上：現存老兵寥寥，2010年搶救性拍攝的20位老兵影像更成孤本；在實地訪問中，對於史實準確性的分辨也是一大挑戰。鄧家宙和團隊往往需要做多次的交叉驗證，反覆求證。就連歷史親歷者的家人往往也難以區分，家族記憶的傳承更是無從談起。比如一位親歷抗戰的老兵之子經常聽聞父親說起「曾在戰場殺敵」，一直以為是誇大的說辭，直至口述細節與史料脗合才得以信服。
（來源：香港文匯報A11：文匯專題 2025/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