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吳俊宏、顏琨、劉毅（文） 顏琨（圖）】從李鄭屋漢墓，到唐代屯門軍鎮、宋皇臺聖山遺址，香港現有發現古代文物的地點，多是分布於海岸，且靠近航線。本地出土文物印證了香港早在盛唐時代，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並非所謂「未開埠的小漁村」。

「唐風萬里：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主題展覽正在香港文物探知館展出。據歷史學者介紹，唐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而香港作為航海補給站與中轉樞紐極具戰略地位，「背靠祖國廣袤腹地，面向遼闊南海，十分難得」。

主題展覽由發展局和國家文物局合辦，匯聚內地10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共28間文博機構，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的298件珍貴文物，呈現大唐兼收並蓄、多元開放的盛世風采，並介紹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角色，將展出至12月31日。

其中，在香港出土的29件唐代文物，記錄了華夏先民在嶺南大地上的篳路藍縷，包括在大嶼山赤鱲角、東涌和䃟頭出土的陶瓷器、鐵兵器、銅帶飾、銀髮釵、琉璃指環、切角碎白銀塊、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銅錢等。

見證海上絲綢之路發展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兼歷史系教授劉智鵬指出，本次展出的香港唐代文物，為文獻記載提供了有力佐證，清晰印證了香港在唐代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關鍵角色。「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唐代時的屯門已是外國商船停留的重要地點。」他強調，唐朝文化以包容開放著稱，積極與各國交流，對外貿易日益頻繁。而本次展覽中在香港出土的唐代文物，「正正印證了文獻上的這些記載。」

他具體說明當時的貿易路線：「當時往來廣州經商的船隻，有時會途經並停泊在香港水域，等候適宜的季候風再繼續航程。」這凸顯了香港作為航海補給站與中轉樞紐的戰略地位。劉智鵬指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一個特別的地方」，其地理優勢歷久彌新─「背靠祖國廣袤腹地，面向遼闊南海」。他總結說：「香港這種獨特的優勢並未因朝代更迭而改變，香港始終是國家對外貿易與交流的重要門戶。」

在唐代已屬重要轉口站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鄭培凱表示，「唐風萬里：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中展出的本地出土唐代文物，證明在唐代時期，香港作為重要的轉口地區，以一個重要的支點，見證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那些記錄蘊含中國文化的器物，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再傳播到西亞東非，再輾轉到歐洲和地中海地區。

鄭培凱建議，本地在策劃舉辦文物展覽時，應體現中華傳統文化如何在古代時就經由香港，傳播至其他國家及地區，「文物發掘應與歷史知識互相融合」。

大公報記者昨日在展覽現場看到，不少觀眾表示大開眼界。熱愛歷史的侯女士在展廳內用兩個小時仔細欣賞。她表示，「我很喜歡歷史類的展覽，香港策劃聚焦唐代的展覽並不多，所以得知有這個展覽就立刻趕來了。」

關鍵節點｜「瓷通四海」展現盛唐香港繁盛景象

「唐風萬里：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展覽共分為8個單元，多角度呈現大唐多元、交融、開放的盛世時代，包括「走近大唐」、「營建都城」、「樂居長安」、「海納百川」、「文人世界」、「技臻於美」，以及「長安西望」與「揚帆出海」：顯現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景象，並印證香港作為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

在展覽的最後部分，「瓷通四海」講述海上絲綢之路的故事，集中展出內地博物館以及於香港大嶼山赤鱲角、東涌和䃟頭出土的重要唐代文物。

其中，香港出土的陶瓷器、鐵兵器、銅帶飾、銀髮釵、琉璃指環、切角碎白銀塊、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銅錢等，展現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角色。「萬歲、端州」銘文銀塊碎片，推測銀塊產自唐代盛產白銀的端州，即現今廣東肇慶。「萬歲」相信為武則天時「萬歲登封」或「萬歲通天」年號有關。

矚目發現|宋皇臺出土陶瓷商品 證香港自古是貿易港

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與香港有什麼聯繫？去年8月在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辦的「從灣區啟航：『南海一號』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已可見一斑。於2007年打撈出水的宋代古船「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遠洋商船，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瓷器、銅鐵器、金銀器、漆木器等。

該展覽中，255項展品，包括香港不同考古遺址，尤以聖山遺址出土居多的同類醬釉「廣東罐」殘片，揭示香港在海上絲路歷史進程中的角色─秦漢以降，以廣州港為中心、香港及澳門等地為中轉站的多層次貿易港口體系已逐漸成型。

近年香港最矚目的考古發現，當屬九龍城宋皇臺聖山遺址出土大量南宋至元代的遺跡，其中數以十萬計陶瓷碎片，有利於了解在宋元時期香港與海上貿易的關係，比如以帶有文字的「陶罐碎片」為例，如有紀年「大觀二年」、商品產地如「江夏」、商號名稱如「蓮花號」，反映宋皇臺與鄰近地區之間活躍的商品經濟；出土的「青瓷及青白瓷」與東亞、東南亞及中國沿海沉船及港口遺址出土瓷器類近，推斷大部分應為海貿商品。

有學者認為，宋皇臺站考古發現顯示，香港被英國佔領之前，已有陶瓷貿易、商業及手工業等發展，絕非落後的「小漁村」。

（來源：大公報A1：要聞 2025/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