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韓毅、張帥）重慶網紅輕軌李子壩站台外，遊客們屏息仰頭，只為捕捉輕軌穿樓瞬間。在這片鼎沸人聲不遠處──面朝嘉陵江，背靠佛圖關後山，寧靜的磚木結構建築就是「大公報報社重慶舊址」。
漢口《大公報》於1938年由武漢遷至重慶，同年12月1日發行重慶《大公報》，直至1952年8月15日停刊，與重慶一起度過了抗戰相持階段最艱苦的歲月。如今，輕軌列車日日穿行山間，斑駁的青磚老樓，依然靜默矗立在嘉陵江畔的濃蔭裏。它不再印刷報紙，猶如一張厚重的歷史底片，印刻着永不褪色的精神圖騰。
從李子壩正街邁上十幾級長滿青苔的台階，推開一扇鐵門，濕土氣息撲面而來，濃蔭蔽日的老黃葛樹拱衛着兩棟青磚壘就的建築，一塊鐫刻着「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牌在建築上無聲矗立。
「毛澤東先生來了」 親題「為人民服務」
兩棟主體建築由露天外廊相連，踏上古舊木梯，每一步都發出清晰悠長的「吱呀」聲，彷彿踩在時光的脊樑。建築內棕色門窗緊閉，木質紋理在日曬雨淋中模糊。推開頂樓房間一扇布滿灰塵的舊木窗，輕軌列車在半山腰綠意間呼嘯而過。這一瞬間，流動的現代脈搏與凝固的歷史風雲在眼前碰撞交融。斑駁老樓僅存，當年影響無遠弗屆。《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我們在割稻子》、《看重慶，念中原》等中國新聞史上甚具影響的社論名篇均是經此發出。每一個鉛字，都曾在此編排、付印，再化作紙上的驚雷，傳遍烽火裏的中國。
老樓最深的記憶，或許定格在1945年夏末秋初。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會見了很多民主人士，重慶《大公報》編發了消息和特寫，連夜趕寫了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評。9月20日晚，《大公報》在李子壩報館「季鸞堂」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中共代表團成員。晚宴上，毛澤東的話語擲地有聲，「希望《大公報》能夠成為為人民大眾說話的報紙。」他當場揮毫，在眾人的注視下，為《大公報》全體員工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這不僅是對一份報紙的期望，更是對國家未來的宣言。
站在人民立場 為群眾疾苦作呼籲
對於《大公報》在抗戰中的作用，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蔡斐研究認為，彼時國家瀕臨滅亡，《大公報》作為當時重要的輿論風向標，在知識界、政商界的影響力非常大，把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放在第一位，通過輿論鼓動國人的抗戰鬥志。《大公報》對抗戰的激勵、對國家民族團結一致的鼓勵，是持之以恆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戰中，《大公報》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於群眾的疾苦，工人的待遇等，有諸多呼籲。它是份民間報紙，當時扮演了類似於公共領域、公共論壇的角色，促進了中華文脈在抗戰期間的延續。」蔡斐認為，愛國是《大公報》的底色，在國家抗戰、民族團結上，《大公報》絲毫沒有含糊，這是最值得稱道的。
報人精神：「五年半大轟炸，報紙從未中斷」
1939年5月3日，《大公報》報社遭日軍飛機轟炸，損失慘重，只得借《國民公報》社辦公和印刷。次日，報紙發表社評《血火中奮鬥》，「我們雖遭受了損失，但在艱難的情況之下，我們仍照常出版，以表示我們不折不撓奮鬥不屈的精神。」已故《大公報》百歲報人張炳富在《大公報》任職期間逢日軍對重慶大轟炸，是倖存者和見證人。「轟炸最烈時，編輯部與印刷機一同擠進防空洞。在對開平板印刷機的轟鳴聲中，我們寫稿、編輯、校對、印刷……五年半大轟炸，報紙從未中斷，要把堅持的希望傳遞給每一個人!」
1940年，日軍狂轟重慶半年。經理部辦公樓化為瓦礫，印刷廠2車間被毀。但半山腰防空洞內，印刷機從未停轉。1941年夏，報館再遭重創，經理部中彈，編輯部屋頂裂開，員工們在暴雨中露宿兩夜。「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機，報紙即可保證無間斷。在日寇對重慶的轟炸中，《大公報》同仁從未畏懼。敵機來臨，及時躲避;敵機飛走，照常工作，不因轟炸而退縮，決心與日寇戰鬥到底。」張炳富說。
不屈不撓：漢口館13個月 逆境中呼「抗戰必勝」
位於武漢中心地帶的江漢路步行街，每天人流如織，熙熙攘攘，穿過街道兩側林立的中西建築，在距離這條著名商業老街約500米的里弄小巷，油漆脫落、牆面斑駁的大公漢口館舊址安靜佇立。從1937年9月18日創刊至1938年10月17日停刊，抗戰中「顛沛流離」的《大公報》曾落腳漢口特三區湖北街寶潤里二號，歷時十三個月。
1937年，日軍攻陷天津後野心不減，旋又謀霸佔上海，位於華中的武漢成為了全國的抗戰中心。當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變六周年紀念日，《大公報》漢口版創刊出版，創刊號接續天津版停刊時的編號，為「12262號」。國難之際，《大公報》漢口版在武漢的發行並不容易，存在缺紙和缺乏資金等多種問題，如在漢出版的聲明中所稱「現時在漢出版，設備簡陋，一切不彀(夠)用」，因紙料奇缺，不得不「每日只出一大張」。
沒有一個字對抗戰前景動搖
「作為獨立營業的民間報紙，《大公報》儘管自身生存逆境中，仍然積極進行抗戰宣傳。」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張繼木指出，《大公報》不遺餘力為中國軍民抗戰勝利鼓與呼，像1938年4月台兒莊大捷次日，主持漢館的張季鸞就撰寫社評《台兒莊勝利以後》，將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提高到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精神高度，並且還叮囑「這並不是最後決戰」，呼籲堅持長久的抗戰，「一直勝到恢復一切失土」。
中國新聞史學界泰斗方漢奇曾撰文指出，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在武漢組織了一個「低調俱樂部」，散布「抗戰必亡」的悲觀論調。為堅定廣大軍民的抗戰信念，《大公報》連續發表了多篇社評，不斷申述「一心抗戰」的觀點，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抗戰到底的態度始終十分堅決，「言論中沒有一個字對抗戰的前景發生動搖」。在落腳漢口的一年零一個月時間裏，《大公報》為抗戰竭力宣傳，盡聲吶喊。武漢失守後，《大公報》不得不撤往重慶。在漢口的最後一期版面上，編輯部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為最有效的使用。今後到了重慶，而心神卻在大別山邊，在鄱陽湖上。同樣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粵東，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
相關推薦新聞鏈接：
（來源：大公報A14：內地 2025/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