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張聰、許棹傑、蘇徵兵）在天津最繁華的金街（和平路）四面鐘旁，一幢二層磚混的日式洋樓靜靜佇立。它的門口，兩塊漢白玉牌匾格外醒目，一塊寫着「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另一塊則是「《大公報》舊址簡介」。這裏，便是承載着厚重歷史的天津《大公報》舊址。

走進這片街區，熱鬧非凡。和平路上，行人如織，現代化的商業店舖鱗次櫛比，各類時尚品牌、特色小吃店紛紛映入眼簾，充滿了當下的活力與喧囂。而《大公報》舊址就隱匿於這繁華之中，宛如一位穿越時光的智者，默默地見證着時代的變遷。

回溯歷史，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6月17日，滿洲正紅旗人英斂之在天津法租界狄總領事路（現哈爾濱道42號）創辦了《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辦報宗旨。1906年，因發展需要，《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接到「館房轉主」的通知之後，立即通過比利時教士雷鳴遠向望海樓教堂借款一萬元，租用「東京建物株式會社」的地皮，自建二層洋樓，報社便搬到了日租界旭街與松島街交口處（現和平路與哈密道交口處，四面鐘對面，門牌為和平路169號），這裏也成為了《大公報》的第二處館址，也就是如今的《大公報》舊址。

晚清日租界建築 體現「小洋樓」文化

站在舊址前細細打量，建築平面近似「ㄈ」字形，造型獨特，儘管歷經多次改建整修，但在天津市政府的悉心保護下，仍依稀能看到當年的風貌。曾參與《大公報》舊址修繕工作的天津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相關人員介紹，此建築建於清光緒年間，採用當時的材料、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晚期日租界的建築特點，體現出當時的建築技術水準，是天津「小洋樓」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

在這棟小樓裏，《大公報》度過了最輝煌的年代。許多享譽國內外的名記者在此成名，無數震撼世界的名作在此誕生。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去往法國採訪的唯一一個中國記者是《大公報》的胡政之；二次大戰期間唯一留守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是《大公報》的蕭乾；1932年，《大公報》第一個派記者前往蘇聯，報道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同年，《大公報》還對「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參加洛杉磯奧運會進行了全程報道，並在賽後發表評論：「我中華健兒此次單刀赴會，萬里關山，此刻國運艱難，願諸軍奮勇向前，願來日我等後輩遠離這般苦難。」

2013年列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1956年《大公報》遷至北京後，天津舊址也曾面臨挑戰。在天津市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海河開發中，舊址一度岌岌可危。天津市政協委員及有識之士多次現場考察，以提案形式呼籲保留。2000年天津市和平區和平路改造時對舊址進行了徹底整修。2013年1月，大公報社舊址被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為第四批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倡導剪辮易服 發時代變革先聲

在天津這座充滿煙火氣與歷史底蘊的城市裏，《大公報》自1902年創刊起，便以一支筆、一份報，在時代浪潮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

徹夜長談 定「四不」辦報方針

1905年，英斂之主政的《大公報》率先發聲，連載多篇文章倡導剪辮易服，還發起剪辮徵文活動，掀起了一場轟動一時的「剪辮運動」宣傳。一位讀者在投稿中激動寫道：「辮子束我身，更束我心，剪去它，便是剪去舊枷鎖！」文章一經刊登，引發天津民眾熱議。報社還專門設置「剪辮登記處」，不少開明人士紛紛來到《大公報》報社，在報人見證下剪去辮子，一時間，剪辮之風從這裏吹向天津大街小巷，成為時代變革的先聲。

1926年，「新記」《大公報》在和平路舊址重新啟航。胡政之、張季鸞、吳鼎昌三人立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背後也有一段有趣故事。當時，三人在報社二樓的小會議室徹夜長談，桌上堆滿了各地報紙和時政資料。張季鸞言辭懇切：「我們辦報，當如明鏡，不偏不倚，為百姓發聲！」胡政之則補充：「即便面對強權，也絕不能折腰！」激烈討論直至破曉，最終敲定方針。此後，《大公報》憑藉這一原則，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中保持獨立立場，贏得民眾信賴。

抗戰前夕，《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從天津出發，踏上了西北採訪之路。出發前，在報社編輯部裏，同事們為他整理行囊、準備紙筆。范長江握着主編的手堅定地說：「此去，定要將西北真相帶回！」一路上，他風餐露宿，穿越荒山野嶺，冒着被軍閥阻撓的風險，深入一線採訪。他撰寫的《中國的西北角》系列報道，通過《大公報》天津版首發，以細膩筆觸和深刻洞察，揭露了西北地區的社會現狀與民眾疾苦，向世界第一次客觀地報道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讓無數讀者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了解到祖國大西北，讓民眾認識到紅軍是抗日的重要力量，看到中國抗日救亡的希望，為喚起民眾抗日救亡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記者手記｜天津市民：盼更多年輕人認識《大公報》

《大公報》今日風采，傳承着百年家國情懷。自1902年創刊以來，《大公報》臧否時事，月旦人物，以文人風骨挺立時代潮頭，以報人情懷關切國運蒼生。《大公報》曾輾轉天津、上海、北京等地辦報。6月17日，《大公報》迎來創刊123周年。不忘來時路，奮進新征程。《大公報》秉承「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辦報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始終與民族同呼吸，與國家共命運。日前，大公報記者前往天津館舊址採訪。《大公報》天津館舊址將改建為「大公報社歷史陳列館」，以更好地存續並彰顯《大公報》的歷史文化價值，傳承和弘揚其愛國傳統及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的精神。

天津市民何建（圓圖）在《大公報》天津館舊址外受大公報記者訪問。何建表示，《大公報》在天津家喻戶曉。他小時候喜歡看金庸武俠小說，金庸曾先後在《大公報》上海館和香港館工作，作為金庸迷的他不時前往天津館舊址外參觀。何建期待「大公報社歷史陳列館」早日落成，金庸、梁羽生、沈從文等曾在《大公報》任職，他盼望能在陳列館觀摩金庸、梁羽生和沈從文等大公報人的手稿。「《大公報》超過一百年歷史，市民應該會感興趣。」何建相信，陳列館能成為天津市新地標，建議加入潮流文化元素，將過去和現在連結在一起，讓更多年輕人認識《大公報》。

桂林岩洞寫大公 轟炸之中報國情

1942年4月21日，機翼塗着血紅日徽的日本九七式輕轟炸機，如蝗群般壓向廣西桂林城，人群惶恐地湧向七星岩一帶的山洞躲避。不久，大公報人在桂林星子岩的溶洞中，趕印最新的號外《寇機二十一架再襲桂，十一架折戟長空──飛虎鏖戰記》。這僅僅是大公報人頂着敵機轟炸在岩洞辦報3年6個月的其中一天。

《大公報》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創刊，至1944年9月12日因戰亂停刊，報人就在星子岩山洞辦報。時任《大公報》桂林負責人王文彬曾回憶洞中奇觀：為抵禦日機轟炸，報館將岩洞拓建為三層樓閣，最高層存儲紙張器材；油燈照明下，編輯伏鐘乳石寫稿，排字工指尖烙滿鉛痕；特邀木炭動力專家湯仲明設計發電機，以燃燒木炭驅動印刷機，直至市區電路貫通，這架「戰時黑科技」方完成使命。

如今，桂林市七星區星子岩吊蘿山麓的「桂林《大公報》舊址」紀念碑靜默矗立。山洞高逾10米，寬可容兩車並行，空間約8000平方米，目前被出租為商業倉庫。

突破審查：重慶禁載 桂林全發

廣西師範大學教授黃偉林指出，當年《大公報》桂林版經營效益非常之好，4張對開的報紙，竟有兩張是廣告，日發行量高達6萬份，佔桂林報業總發行量50%（桂林報紙實際輻射到周邊湘黔等省）。而當時彭子岡《子岡通訊》因桂林審查較重慶寬鬆，其揭露社會矛盾、呼籲民主的報道得以全文刊發，形成「重慶禁載，桂林全發」的特殊窗口。

學者建議舊址改建為公園

看遍了《大公報》桂林版每一頁的黃偉林說，在《大公報》六遷報館史中，天津、上海、武漢、重慶、香港皆為大都市，唯桂林是普通城市；其他館址皆處繁華腹地，唯此處藏身山洞。「吊蘿山見證了中國報人最堅韌的『洞穴智慧』──於黑暗中鑿光，在絕境中發聲。」

黃偉林建議，《大公報》桂林館舊址應改建為公園，以復原場景結合AR技術呈現「岩洞辦報」實景。公園內應用喬羽題寫碑文銘刻：「一筆在手寫大公，肝膽熱血報國情」。

（來源：大公報A9：內地 2025/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