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樹宏

2025年6月15日，「最新修訂本《紅樓夢》座談會暨新時期《紅樓夢》版本建設高端論壇」在暨南大學珠海校區舉行，中國紅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原黨委書記張慶善，中國紅學會，國家一級導演、中國紅學會藝術委員會主任、賈寶玉扮演者歐陽奮強，以及國內著名紅學專家、學者百餘人參加了會議。

這讓許多人覺得納悶：這個《紅樓夢》主題的活動，怎麼會在珠海舉行呢？

其實，珠海是與《紅樓夢》有着特殊的淵源關係的，主要體現在一個特殊的人物身上——

由於個人的特殊身世和經歷，這個人被稱為「二十世紀的賈寶玉」「用生命重現了《紅樓夢》未完的悲劇」；他的詩歌、小說創作借用和延續了《紅樓夢》的寫法；他提出了「《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的論點；《紅樓夢》對他人生起了塑造作用、而他的人生又對紅學具有補充價值。

他就是中國近代著名小說家、詩人、翻譯家、一代情憎，魯迅友人圈流行「曼殊一生，紅樓續章」之說的蘇曼殊。

而暨南大學珠海校區，就坐落在蘇曼殊的家鄉珠海香洲前山區域內，離蘇曼殊的故居僅六公里。因此，新修訂的《紅樓夢》出現在這裏，在這裏舉行這麼高端的活動，絕不是偶然的。

暨南大學語言詩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李慶利（筆名石問之）歷時九年，對《紅樓夢》展開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與修訂工作，為紅學研究呈上了一份新的當學術版本。這也是繼程偉元、高鶚之後再次對《紅樓夢》作系統性全面性的修訂，從而讓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可以更好地融合，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前後兩張皮的問題。

我是2024年5月12日第一次與李應利老師見面的，地點是在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楊匏安和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的家鄉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聽到他修訂《紅樓夢》的消息，我萬分驚喜，當時就說這應該是暨南大學珠海校區給全國紅學界放的一顆衛星。於是就借各種機會向暨南大學的領導、廣東省、珠海市文藝界和人文社科界推介這一個大事件，今年三月底還專門向珠海市新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徐劍推介並建議予以高度關注和支持。6月8日，專門向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曉建匯報並委託他將新版《紅樓夢》送給了省委宣傳部主要負責同志。在中國紅學會、暨南大學、珠海市有關領導和各有關方面的支持下，終於迎來了6月15日的活動。

這次座談會和高峰論壇，是中國紅學界最高端的紅學學術活動。我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學術專家，對《紅樓夢》更缺乏專業性研究，故只能對李應利老師定位於中華典籍的「考古人」，就他新修訂的《紅樓夢》的文本意義、文化意義和時代意義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對《紅樓夢》的重新修訂，盡量使《紅樓夢》更加接近曹雪芹寫作的初心，盡量還原《紅樓夢》的本來面目，這是程偉元、高鶚的追求，也是一代代「紅學人」的孜孜追求。經過李應利老師的努力，我們看到了一部可以說是最接近曹雪芹的初心和《紅樓夢》本來面目的「善本」。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然包括了中華文化復興，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高標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曾經赫赫輝煌、遙遙領先世界。清朝時代長時間的經濟落後、積貧積弱，中國的文化地位也日漸式微。近百年來的一段時間裏，我們又往往採用西方文明標準來衡量中華文化，比如採用西方的文字、城邦、造鐵術這一文明形成三要素說、人類起源非洲說等，連考古也是主要使用西方的文化原則和技術等，使得中國在文化和文明範疇常常陷入困境，走了許多彎路，帶來諸多困擾，甚至造成種種破壞。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後，我們的國家強大起來了，我們有了自己的考古理論，有了自己的考古技術，有了自己文化的話語權。我們這才發現，中華文明不僅有五千年歷史，而是有八千年歷史；原來，中國的5萬年古人類DNA溯源研究報告證實，中國古人類起源於非洲是值得懷疑、甚至是可以否定的。

而在廣東，近年來發現的「磨刀山人」，距今60-80萬年，比13萬年前的韶關「馬壩人」早了50萬年，與「北京人」年代持平。所有這些，詮釋和預示着嶺南未來的考古將會發生許許多多的奇跡，甚至可能導致要重寫嶺南文明史。也因為如此，本人近年引起各界關注的文章《秦漢以來嶺南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六大貢獻》，時間定位也是「秦漢以來」。

而今，新時代文化強國戰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革命性措施，正在讓中華文明恢復她原有的古老面貌與耀世輝煌，在新時代獲得了嶄新的生機，呈現強大的發展勢頭，大步走向全面復興。中華名著汗牛充棟、琳琳琅琅，但不少著作包括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部著作《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這些典籍的文本問題也不少，需要今人本着對歷史、今天和未來負責的態度，認真研究發現並予以釐清或修正。這需要敢於懷疑、勇於擔當、善於糾正的一大批人。李應利老師修訂《紅樓夢》，正是一個值得學習和推介的中華典籍「考古人」典範。

可見，成功修訂的石訂本《紅樓夢》，是對中國紅學界的重要貢獻，是中國文學界的重要收穫，是中國紅學界和文學界極具標誌性的事件。這就是石訂本《紅樓夢》的文本意義所在。

然而，在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新時代，石訂本《紅樓夢》的出現，我們決不能僅僅從一部書的修訂這個狹義去理解為一個簡單孤立的事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她對於中國整個文化界，在文化強國建設中，都是一個很好的標杆，極具中華復興的文化意義。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踐行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石訂本《紅樓夢》的成功修訂出版，同樣極具時代意義。總而言之，歸結到一句話：石訂本《紅樓夢》的修訂出版，除了具有重要的文本意義，還兼具重要的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

最後，應對李應利老師高度的文化自覺和重要的文化貢獻，本人提出如下建議供參考：珠海市和暨南大學將石訂本《紅樓夢》列入重點文化項目予以支持；珠海市與暨南大學聯合向省、國家有關方面申報重點文化項目和各類獎項等；珠海市和暨南大學對石訂本《紅樓夢》策劃組織多層面的媒體宣傳推介工作；珠海市聯合暨南大學創建「紅樓夢文化」概念，並創設「《紅樓夢》文化國際交流合作中心」，全面開展《紅樓夢》學術成果延伸、轉化、利用和紅樓夢文化活化、物化與產業化工作；暨南大學還可以將中華典籍的修訂，作為教學和科研的一個特色來做，採用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比如與現代AI技術相結合的辦法來做，建制性、制度化培養出更多的中華典籍「考古人」；暨南大學馬上開展一個具體的課題項目：「蘇曼殊與《紅樓夢》」；在廣州、北京和香港分別召開石訂本《紅樓夢》研討會。

（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中山市政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