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言

近期，關於本港知名導演杜琪峯接受BBC訪問的內容迅速廣傳，一些人不斷為BBC及杜琪峯作二次傳播，稱他「敢言」、「有膽」；在另一邊廂，則有人不同意杜的言論，認為他只是為自己「無橋」、「回塘」找藉口。相關的訪問，筆者共看了兩次，其實有一點頗值得留意，那就是BBC在有意無意間，都在引導杜琪峯說一些不同意政府以至管治的話，從一般人角度，是杜琪峯在批評現在香港的狀況，而筆者另一角度看，那是BBC真有「心思」，從找杜去訪問到設計問題，每一步都借杜琪峯的口，說出符合反政府視角。

在YouTube平台上，BBC的訪問影片標題為《杜琪峯導演專訪：我和香港失去靈魂——人權與自由》，當各界聚焦在杜琪峯的回應時，筆者請大家也留意一下BBC的提問，例如主持提到「鮮浪潮」、「短片藝術節」以至一些杜琪峯公開講過的話，無不會引導杜琪峯「繼續去批評」；直到節目最後，又稱自己收集了一些「觀眾」對香港電影的提問，筆者也好奇，節目不是直播，又未有出街，「觀眾」何來？這些觀眾問在電影中警察能否再做反派、要否跟執法人員討論劇本等等，這些「觀眾問題」確有心思。

BBC的政治立場，相信不用筆者明言大家都明白，如果要講一些過去發生過的事，香港經歷過的苦難，為何BBC那麼多問題，偏偏就隻字不提香港發生過的暴力事件，再問杜琪峯同意否？如果要引用特區政府的話，BBC又會只選到政府說電檢修例通過後，票房好了，不認為影響質素、扼殺創意自由？

在社會科學，例如在民意調查的範疇，大家都明白問卷設計，會很大程度的影響調查結果，一條無偏見、無前設的問題，與一條有前設、立場的問題，即使訪問同一群人，結果亦可以有一定差別。而且，BBC在整個訪問中，如果電影業以至社會環境有變，他們似乎沒有提到社會改變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有人藉黑暴搞亂香港，中央以至特區政府必須作出回應及行動。

至於杜琪峯本人，他的言論筆者也是不敢苟同，他在訪問時的核心思想，是環境令他「難以創作」，尤其是涉及「敏感」題材的電影。筆者也是看杜琪峯電影長大的港人，想問一句，杜琪峯有多少電影涉及政治、隱喻？90年代初有《天若有情》、《審死官》、《赤腳小子》、《濟公》、《十萬火急》以及《槍火》等，千禧年代則有《孤男寡女》、《瘦身男女》以及《嚦咕嚦咕新年財》等（以上電影筆者全部都看過）；無錯，《黑社會》系列是近年還有人討論的電影，但杜琪峯是江郎才盡，還是因為「有壓力」所以拍不到電影，這答案只有杜琪峯自己最清楚，但把自己創作少、「難創作」歸因於環境，不公道。

香港「失去人權和自由」，這標題及訪問十分吸引眼球，但如果沒有自由，按此邏輯推論，理應也不會有杜琪峯這訪問面世；當杜琪峯自由地批評「香港沒有自由」，道理是否說得通呢？筆者曾經聽過一些對於電影名人的評論，說某些電影名人已經「無橋」、「創作力如邊際遞減」、「已脫離群眾所以失去靈感」，杜琪峯是創作「受阻」，還是自身因素所以減產，大家可以判斷；他最近的電影《七人樂隊》筆者也有看，結論是——完全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