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聶華苓
文／彥 火
「北京時間下午3：30，我媽媽走了。」
收到聶華苓的女兒王曉藍發來的噩耗，她的母親於北京時間10月21日下午3時30分離開了人世。此時，身在韓國的我，心中不禁感到一陣沉重。聶華苓的離世，無疑是文壇的一大損失，她的作品猶如道德文章，永誌世間。
回想起今年6月21日，我的次女潘宇翔曾專程從西雅圖前往愛荷華探望她。當時，聶華苓的身體尚好，兩人的交談仍能清晰地回憶起許多愛荷華的舊事，詎料四個月後仙逝。
女兒潘宇翔向我回憶道：「我當天下午開車到愛城。到了五月花樓，記得是從旁邊一條小路開上山。找到那紅色的屋。按門鐘，一個黑人女子走下來。我對她說來探Mrs. Engle，但她對我說聶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來。我告知我開了兩小時車到，沒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說聶阿姨已醒。我把父親和我的名字寫在紙上，請她給聶阿姨。就是這樣我進去了。聶阿姨不記得我了，但是她完全記得父親，她說有些朋友永遠記得。我給她看上次五十周年父親和她的合照，也把家中近況告訴她，她很開心地問：『你爸爸最近是否有新作品出版？』她接着回憶說，『他人很好，頭腦也很好，代我問候他。』坐了一個半小時，我便開車回Des Moine了。」
聶華苓是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 The University of Iowa）創辦人。自1967年創辦以迄，逾半個世紀，這個組織先後邀請了一千五百多位世界各地作家。其中中國作家佔了十分之一，約一百五十人。
助華文文學走向世界
幾年前我策劃了一個「聶華苓特輯」。事先我與聶華苓商量，因篇幅有限，如公開徵稿，十個特輯的篇幅都不夠容納。最好由她點名她屬意的華人作家來寫。後來聶華苓寫一個作者名單給我。這些作家中，包括台灣的蔣勳、季季，香港的董啟章，內地的蘇童、遲子建、畢飛宇。結果除了季季、畢飛宇，其他作家很快便交稿。
特輯前面有一個專訪。這是2012年11月聶華苓獲愛荷華大學頒授「國際影響力大獎」（International Impact Award），我從香港跑去美國祝賀她，其間對她進行一次深入的採訪。聶華苓在採訪時，談到她的獲獎時，說道：「老實講，我已經退休。我1988年就已經退休了，至今已退休24年了。我退了以後就自己寫作，自己看書。我並沒有想過會獲得什麼獎的，當然我也有獲得過其他的獎項。在2008年，我得過獎，這也是個影響獎，是The Iowa Women's Hall of Fame（愛荷華州婦女傑出獎）的貢獻獎；還有一個愛荷華州的州獎。去年，我也獲得了台灣當局前領導人馬英九頒的終身成就獎。今年1月份，我又得到了『全球華文文學特別星雲獎』。」
聶華苓對華文文學貢獻至鉅至偉。她把中國作家引入世界文壇。1979年，她是第一個讓海峽兩岸作家經過半世紀的政治阻隔，在愛荷華首次見面的。聶華苓在採訪時，侃侃談到這次海峽兩岸作家零的突破的經過──
「Paul早起在家裏看報，當年我們訂了《紐約時報》，我醒來得比較晚，Paul說：Tell you a wonderful news（告訴你一個了不起的消息），中美已開始建交。我說：This is the best news I've ever heard,let's have Chinese writers（這是我聽到過的最好的消息，讓我們邀請中國作家到來），就開始請中國作家的。」
Paul，即是Paul Engle，保羅·安格爾，美國著名詩人，也是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的主任。在夫婿Paul的支持之下，聶華苓策劃了一個《中國周末》，讓內地、台灣作家在美國中西部這個愛荷華小鎮見面。聶華苓回憶道：「《中國周末》是轟動的，連《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來採訪。這個跟中美建交有關係的，不僅僅是人文文學藝術，在美國大學所有科目，我們是第一個有兩岸三地的代表參與的活動，所以才轟動嘛！」聶華苓對華文文學走向世界，她本身起了橋樑作用，如果沒有這道橋樑，西方對華文文學的認識沒有那麼充分。
聶華苓之對華文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推動華文文學走向世界這方面，真的是功不可沒。我覺得應該給予她一個「華文文學貢獻大獎」。
與丈夫共創「國際寫作計劃」
談到聶華苓如何創辦IWP，聶華苓說：「我是1964年來到愛荷華，是我在1966年向Paul提出，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作家寫作的基礎。當時Paul已經邀請了一些外國作家來，他本來是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的Director，工作了22年。他可以一方面寫作，一方面教學，一方面主持作家工作坊，這是一個美國最高水平的writing workshop（寫作坊），在美國很有名的。」聶華苓進一步指出：「愛荷華寫作坊是1942年，Paul從牛津回來以後接手Writer's Workshop，由他發展起來的。他1942年主持很有名的Writer's Workshop，愛荷華大學是全美第一個最早創辦寫作計劃的，剛開始只有七個學生。由Paul發展起來，由1942年一直到1966年到他離開不做（退休）。」
聶華苓說，Paul後來對外國作家感興趣。聶華苓當年也是當外國作家被邀請到愛荷華「寫作坊」的。1964年聶華苓與菲律賓、阿富汗、韓國的作家一起被邀請到愛荷華。當時聶華苓曾向Paul提出建議：「為什麼不乾脆辦一個外國作家寫作計劃？」聶華苓笑道，當時Paul的第一個時間回應是：「It's a crazy idea！」意喻這是一個瘋狂計劃。聶華苓認為：「其實Paul很喜歡創新的，所以他就開始了。他說首先一定要有錢，他找來撥款。終於，第一年（1967年）來的是台灣的瘂弦，待了兩年，之後就是鄭愁予；香港的戴天也來了，待了一年就回去了。」
我曾詢問華苓，您為什麼會想到邀請大陸作家來？聶華苓答道：「當然，大陸的作家很重要嘛。以前我們邀請過，但不成功。中美建交於1979年，當年我們就請到蕭乾，因為他到過英國，他又會說英文，所以我們請他來。我們請來的都是好作家，有生活經驗的，蕭乾、艾青、王蒙、丁玲。」
IWP邀請了不少海峽兩岸的作家，讓他們有一個面對面交流的平台。有不少兩岸作家，還成了好朋友。如柏楊、張香華夫婦，1983年在愛荷華遇見來自上海的茹志鵑、王安憶母女，一見如故。茹志鵑於翌年精心安排柏楊夫婦在1949年後首次踏足大陸；陳映真與吳祖光、王安憶之後還結成了好朋友；早年內地著名詩人、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因不懂舉炊，經常成為柏楊夫婦的座上客。類似事件，不勝枚舉。
我曾對聶華苓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國籍的作家聚在一起，是個很難得的一個機會。」東歐作家，如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的作家，他們遇到來自西德或西方的作家都很激動，在離別時黯然神傷。我參加的那一屆有個印度作家，他本身是個貴族，他在整個活動裏，很有優越感，不太主動與其他作家接觸。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通過文化交流，可以幫助互相了解。IWP很開放，也沒有什麼限制的。
我曾問聶華苓，IWP的宗旨是什麼？她表示：「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什麼主旨的，主要是因為Paul已經有Writer's Workshop的經驗，所以剛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想做文學交流，請外國作家，請有成就的作家，像瘂弦、戴天，不是要他們來當學生，這要跟Writer's Workshop有分別，要請已經有成就的（established），出版過書的（published）作家，他們來並不是學習，而是交流、創作；任憑您不理任何人，您去創作也可以。」這真是國際作家的大家庭！
IWP之所以可以凝聚那麼多作家，照聶華苓的解釋是：「這因為兩個因素，第一是我跟IWP的作家相處，都是作家對作家，還有人對人，這就是相同經驗，作為人的經驗，作為一個特別地區的經驗。」
獨具慧眼識莫言
在談到邀請華文作家，聶華苓堅持由IWP主導。個別地區的華文作家協會主動推薦其所在地區作家，也願意負責作家的費用。以上建議，解決了費用、人選問題，都由聶華苓一一拒絕。她寧願由IWP出錢給她心儀的作家到來，以保持IWP的獨立性。莫言就是一例。
莫言還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聶華苓便看中他，非要邀請他參加IWP活動不可。據莫言自己寫道：「華苓老師給我寫信是邀請我去愛荷華參加她的國際寫作計劃。第一封信收到後，我託辭婉拒了。其實也不是我託辭，那些日子的確比較忙。另外最重要的是那幾年睡眠不好，出國後時差一亂，好些天倒不過來。」堂堂IWP創始人的邀請信，竟然為莫言婉謝了。在一般情況下，莫言肯定會被列入Blacklist（黑名單）。聶華苓因太欣賞莫言的作品和才華，她並不介意。莫言說：「過了一年，華苓老師的第二封信來了，這封信態度更堅決，說不把我邀去不甘休。我答應去，去美國那個因為詩人安格爾與聶華苓夫婦而成為許多國家的作家心嚮往之的小城──愛荷華──據說這美妙的譯名是華苓老師的傑作。後來我聽朋友說，因為第一次邀請我沒去，原先給我準備的經費沒了。第二次邀請我，是華苓老師出的錢。」從聶華苓讀過莫言的小說，對莫言的傾心悅服，於此也可見聶華苓的獨具慧眼。
這次訪問，我特地問起莫言來IWP的事。聶華苓說：「我本來就很喜歡他的小說，所以我才請他來。他真是從中國泥土生長出來的一個人，一個作家，所以他那種親身的感受，是我們在（中國）外面不可能有的。而且他很有才華，他是很土（土是好的意思），他是從中國泥土上生長出來的人，生長成熟的作家，跟我們在（中國）外面的人不同。雖說我們在外面，寫作有我們的一份經驗，假如是中國作家的話，他一直都在中國，他的《酒國》、《豐乳肥臀》真是好。他是從生活裏出來的，他是吃過那個苦的，所以吃過這個苦，才有現在的甜。」
聶華苓後來補充道，「受邀的IWP作家，除莫言後來獲諾貝爾文學獎外，還有一位土耳其的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1986年來IWP的），他在2006年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他是2004年整個學期都在愛荷華IWP，有半年或整年的時間。」
談起對莫言的印象，聶華苓說：「他扎扎實實的。而且還有一點，有的作家真是很土，對其他國家沒有興趣，對其他作家沒興趣；可是他卻十分大方，對愛荷華的所有作家（有外國作家）的聚會都參加，很大器。」我在訪問聶華苓時，她特別從書房取出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向他恭賀的郵件。聶華苓對莫言推崇備至，她告訴我，莫言很大器，很會包容，跟外國作家的聚會，他都參與。
談到莫言作品的外文翻譯。聶華苓說：「莫言作品具有中國風格，把它翻成英文就沒意思了，因為翻成外文的話，故事的結構一定要很嚴謹，也要有故事性。比如像蘇童就不好翻。莫言的文字很好，《酒國》書裏說過的話，都是當地的方言，沒辦法翻，翻成英文一點都意思沒有。除非作了修改，否則就沒有意義了。」據我所知，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譯莫言包括《酒國》的九部長篇小說，採用意譯多過直譯（硬譯），才能適應西方讀者。
我曾徵詢過聶華苓，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中國作家之中，她覺得哪位作家最有可能獲獎？聶華苓答道：「我總覺得中國作家總有可能得諾貝爾獎的。余華的《兄弟》、李銳的《厚土》，都很好。他們都來過。還有畢飛宇、遲子建、蘇童。」
世界作家們的國際之家
在回顧IWP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歷程，聶華苓不無感慨。聶華苓道：「從一開始成立至今，IWP寫作計劃已經累積邀請了一千五百個左右作家，都是從很多不同國家來的作家；而華文作家從兩岸三地來過的有一百四十個至一百五十個左右，大概佔了十分之一。」贊助IWP的基金，只贊助與美國有邦交的國家或地區。過去，台灣、香港兩個地區的作家所有來回機票及在愛荷華食宿一應費用，都是由保羅·安格爾、聶華苓夫婦籌募的。即便是中美建立邦交後，赴IWP的內地作家的費用，當時也多是由其籌款支付的。IWP其他國家和地區作家，也有同樣的情況。這也可彰顯IWP的獨立性。聶華苓還鄭重其事對我說：「我跟您說，也只有在愛荷華才能有這麼一個IWP，因為這裏原本已經有Writer's workshop，而且Paul也在這裏，他們有寫作的傳統，都有關係的。」
聶華苓進一步指出：「是我在七十年代，還在主持IWP的時候，我跟另外一個做翻譯的英國人創辦的Translation Workshop（翻譯工作坊）。因為那時我已經在做翻譯的了，那時候已有很多外國的作家，我要為他們翻譯出來，所以我就乾脆來一個Translation Workshop，所以我很支持當初那位校長，他也批准了，他真是很支持我們的建議，給予經費等等。」
隨着聶華苓於1988年退休，IWP差點被學校當局腰斬了。聶華苓對此一直憂心忡忡。聶華苓向我縷述了她挽救IWP的過程，頗具戲劇性。其時聶華苓正在北京訪問，與此同時，時任副校長（後來當了校長）的David Skorton也正好在北京。聶華苓找到當過文化部部長的王蒙，請王蒙以中國作家協會的名義為副校長舉辦一個歡迎宴會。王蒙是於1980年到過IWP的。聶華苓還讓王蒙邀請參加過IWP的其他作家一道，以壯聲勢。聶華苓回憶道：「當時是2001年，因為王蒙當時是作協的副主席，他答應了，是他主持的，他說的話有力量。結果曾經到過愛荷華的作家都去了，像張賢亮、馮驥才，他們從是都外地去的。這個聚會很好。」副校長在宴會上聽到中國作家對IWP的稱頌和嘉許，從而知道IWP的重要性。當副校長返愛荷華大學，重新找聶華苓當IWP委員會的委員。從此以後聶華苓便有發言權。
過去，我一直以為聶華苓退休後，還在當IWP的顧問。這次她告訴我，她一退休便沒有兼任何公職。從1988年到2001年期間，聶華苓便不插手IWP的事，IWP也被邊緣化，甚至有被解散之虞。IWP長達十二年不邀請中國作家，由2001年開始，聶華苓入了IWP委員會後，又恢復邀請了。聶華苓說：「直到2001年Christopher Merrill來了以後，我們請了蘇童，後來余華、莫言（2004年）都來了。」聶華苓對IWP新的組織班子，很是滿意。她表示：「IWP的工作人員都是作家。有Christopher Merrill（主任Director）、Hugh Ferrer（副主任Associate Director）、Natasa Dunovicoval（教翻譯工作坊Translation Workshop）。總共主持的只有三個委員。而我是IWP唯一的顧問，從大陸來的作家，全都是由我提名的。蘇童、莫言、余華、遲子建、畢飛宇等等。」
韓國詩人許世旭曾把聶華苓小山丘上翼然臨於愛荷華河的獨立屋，比喻為「四海苑」，說聶華苓的陽台上「常搬來一個地球」，歡聚了來自世界不同國籍的作家，「嘻哈哈地浪蕩、浪蕩。」聶華苓的寓所，蔚為世界作家們的國際之家！
聶華苓窮畢生的精力，在美國中西部的小鎮，獨力撐起一片蔚藍色的文學天空，成為作家心焉神馳的文化理想國度。
希望她得到安息！
（文中小題為編者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