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湖
繼半個月前首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博士去世不久，又一位傑出華人物理學家辭世：8月17日，原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原主席，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光召，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1929年—2024年）。
哲人其萎，泰山其頹。這位為中國當代科技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壯年時代默默奉獻於隱秘的核彈研究領域，是「做驚天動地事」、卻又「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功勛人物，壯年時代默默奉獻於隱秘的核彈研究領域，其事跡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公開（在為兩彈事業做出卓越貢獻、最後受到國家表彰的23位兩彈元勛中，他是年紀最小的兩位之一）。
晚年的周光召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精力更多轉向中國科技事業的管理指導。他是中國當代科技體制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說今天中國科技的體制機制和制度，與他不無關係。他也由此展現出恢弘的胸襟氣度，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他的遽歸道山，對包括內地在內的整個華人學界來說，從此失去了一個傑出的頭腦和難能可貴的學術領袖，不能不說是巨大損失。由於種種原因，本港讀者其實對他不甚了解。筆者謹以此短文，回顧他的生平、成就以及對中國科技的貢獻，作為對他的紀念。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於湖南長沙。1941年入南開中學讀書，初步培養了理學興趣。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這朵威力巨大的蘑菇雲改變了周光召此前想學電機的想法，轉向核物理。1946年周光召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51年7月考入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師從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進行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彭也是後來的兩彈元勛之一。
1957年春，周光召被國家公費派往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進一步從事粒子物理研究。對這段研究經歷，原中科院院士、國家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評價說：「光召先生十分珍惜國家給予的寶貴機會，埋頭苦學，4年間兩次獲得聯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獎金，發表了33篇論文，取得了令當時世界各國學者讚嘆的成就。」1958年，周光召在國際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態振幅，並建立了相應的數學方法。1960年推導出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為國際公認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
1959年6月，蘇中交惡，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帶走了圖紙和資料，拒絕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周光召獲悉後強烈要求回國從事原子彈研究。他在決心書中寫到：「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科學家，我願意放棄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礎理論研究，改行從事國家急需的工作，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周光召知道中斷研究十分可惜，但他更認識到，掌握核技術對新中國十分緊迫：「一個科技工作者在這時回國奉獻，比任何的個人獎項、榮譽都重要。」
1961年，周光召回到北京，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參加領導了爆炸物理、輻射流力學、高溫高壓物理、計算力學等研究工作，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設計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周光召的同事和摯友，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所長李德元評價說：「周光召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據物理學界的人跟我說，他這項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諾貝爾獎，但是他這些都不要了，他要回來搞核武器，隱姓埋名幾十年。」
由於蘇聯專家撤走，缺少設計原子彈的各項關鍵數據和論證過程，理論攻關陷入困境，當時中國科研人員能參考的唯一資料，只有蘇聯顧問匆匆撤走前口授的幾個簡要數據。
中國科研工作者對這些數據進行復算。一項重要參數的測算結果卻和蘇聯專家留下的數據對不上。一群全國頂尖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們從各自領域進行分析，提出改進條件，再進行新一輪計算，連續九次後還是不行。剛從蘇聯回來、時年32歲的周光召，被立刻召來解決這個難關。經過仔細研究，他發現運算過程沒錯，問題在於，原子彈裏包裹核材料的炸藥在引爆後，作用在核材料上的壓力到底能不能達到蘇聯的數據？最後他用「最大功」原理反證了蘇聯數據有誤，該原理證明爆炸後不可能達到這樣大的壓力。由此解決原子彈理論設計上的一個難題。1962年底，周光召協助鄧稼先完成並提交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運抵羅布泊核武器試驗場。10月15日原子彈試爆前夜，一份急電從羅布泊發到北京，稱突然發現一種材料中的雜質超過了原來的設計要求。於是，周光召的理論小組連夜組織運算，徹夜不眠，直至第二天上午，周光召寫出報告：「經計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失敗率小於萬分之一。」當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說：「光召兄的回來，使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比預想中)早了一兩年。」周光召自己卻淡淡寫到：製造原子彈好比寫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這文章是工人、解放軍戰士、工程和科學技術人員不下十萬人譜寫出來的，我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因在核物理領域一系列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成就，1982年，周光召和彭桓武、鄧稼先等8名長期默默無聞、隱名埋姓、對妻子兒女都不能透露信息的科學家群體，共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從1980年代開始，周光召由學者逐漸轉向中國科學機構管理者的角色：1982年起擔任理論物理所所長；198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黨委書記；2001年擔任國家科協主席。對這段經歷和所取得成就，限於篇幅，筆者只引用數位知名學者的評價以為概述：
李政道在「周光召從事科學事業65周年學術思想與科學精神研討會」中寫到：光召兄和我相識已久，相交甚歡。光召兄有大才，是世界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幾十年來，光召兄和我共建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搭建國際科學交流平台、基礎科學研究基地，為祖國培養了諸多基礎科學人才。光召兄在科學、教育、人文、社會等領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值得我們學習和銘記。
楊振寧在《周光召科學思想科學精神論集》序言中寫到：周光召是一位頂尖的物理學家，他的視野寬闊，影響力深遠，能夠快速洞悉新思想。從我的個人角度看，周光召是一個完美的儒家思想踐行者，而不像美國、西歐和俄羅斯的許多物理學家那樣咄咄逼人。
生物學家、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在2011年的文章中寫到：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我國最傑出的科技界領袖。也是一位有多種才華、成就卓著的智識分子。他的經歷和成就，在中國極少有，世界也不多見。
先生擔任領導，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初期，國家領導由於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開表示不支持中國發展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周先生忍辱負重，積極工作，保持中國科學的基本力量，並堅持進行改革。也許可以說，中國科學院近30年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確立所長負責制。這個改革，對於中國科學院的發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先生特別支持年輕人。中國的有些領導把職位當成權力，把自己當成利益分配者。而周先生發現和支持很多年輕人，判斷他們的專長，看重他們的才華和人品，了解他們的需要，支持尚未得到廣泛認可的一線科學工作者和技術發明者。
先生還客串過風險投資家。聯想集團便是一個成功案例。在當時的情況下，科學院能支持出聯想這樣一個大型企業，就是很大的成功。其中幾個關鍵時刻，科學院冒了相當大的風險。周先生的客串，可能一些專業風險投資家也欽佩。
先生敢於承擔風險和責任。在國際科學界對中國有誤解的時期，他親自乘車送多位訪華的國外科學家去機場，不僅用語言說明國際交流對中國的重要，而且以自己的行動感動國外科學家，使他們迅速恢復與中國的學術交往。他還直接找到國家領導人，得以保證科學院內的安定。一般在這樣的時候，關心自己利益的官員是跑得越遠越好，而另外一些人可能簡單激動而於事無補。為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在緊急時刻，他親自對外對內做的這些事情，個人風險很大，周先生果敢而穩妥地處理好了許多事情。
物理學家、中科院院士吳岳良是周光召1982年的碩士研究生，據吳岳良回憶：周先生對學生非常好，要求大家不僅學習要好，身體也要好，有時一起打乒乓球鍛煉身體，周末還會帶研究生們去餐館「開小竈」改善伙食，並說這是他的老師彭桓武先生留下來的傳統。記得博士畢業前，周老師曾經問我：將來國家需要你的時候，是否能放棄自己的研究，服從國家需要？我當時的回答讓老師感到滿意。他的老師彭桓武先生也說過——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要找理由。
在周光召的感召下，吳岳良1996年回國，「他的家國情懷一直深深影響着我」。
周光召曾說：「一個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必須要有自信，必須要有偉大的科學家和重大的發明，來提升整個民族精神和自信心。」
因其傑出成就，周光召是美國科學院、歐洲科學院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院院士，是中國擁有外籍院士頭銜最多者。
(綜合光明日報、中國科學報、央視新聞、知識分子、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新京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