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深圳出版社近期推出兩卷本《口述羅湖：難忘那些春天的故事》，通過50位口述者的親歷親見親聞，講述自己在羅湖發生的故事。翻閱這些故事，彷彿打開了記憶的百寶盒。每個人關於過往的記憶，都是選擇性記憶。大的時代背景或許會隨着時光流逝逐漸被人淡忘，其間一些小的回憶，卻格外刻骨銘心。
因了深圳的傳奇，也因了香港的滄桑，羅湖的歷史文化內涵極豐富。不誇張地說，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羅湖。我與羅湖結緣，始於2004年9月，迄今整整20年了。當時，我從北京被派往香港工作。北方已入深秋，嶺南也有了些秋意，但總體上還是一片暑熱的感覺。現在回過頭來看，跨過那座小小的羅湖橋，竟是跨過了人生的一大轉折。我的羅湖故事，承載着自己與這方水土的緣分，也是對深圳、香港這兩座別具特色的城市的一些個性化感悟。
如今羅湖區十個街道辦事處的格局，是1983年至2003年長達二十年機構調整的結果。最初只設立了黃貝、南湖、桂園、蛟湖（後改為東門）、筍崗、翠竹六個街道，稱「老六街」。其中，黃貝街道是區委、區政府所在地，東門街道位於原商業中心深圳墟，南湖街道緊臨香港，是跨境貿易交流的南大門，筍崗街道則集中了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後誕生的若干新地標，故被戲稱為羅湖的「北上廣深」。今天東湖、東曉、清水河、蓮塘等四個街道所轄地域，當時大多還是位於特區邊緣的插花地，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至本世紀初才陸續分拆單設。
我在羅湖的活動軌跡，與十個街道都多多少少有些交集。不過，就個人經歷而言，羅湖作為一個整體，是自己從北京人變成香港人進而深圳人的中轉站。在這個過程中，街道的劃分對我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甚至整個羅湖的地理存在都很模糊，而主要以一種文化存在，作用於自己不惑至耳順之年的心路歷程。
迄今為止，我的20年羅湖故事，主要在五個場域展開：一座賓館，一條河流，一個墟市，一方山水，一片古村。
貝嶺居賓館位於黃貝街道的黃貝嶺村，上世紀八十年代修建，直到2010年紫荊山莊落成前，一直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深圳辦事處駐地。我到香港工作頭幾年，經常入住貝嶺居，或開會，或寫材料，或約談。工作之餘，同事們會相約在賓館外的街道上散步，到了飯點兒隨便找一家街邊店，品嘗各地特色飲食。黃貝路上森然而列的梧桐樹，據說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就栽下的，讓人印象特別深刻。它們談不上十分高大，但枝繁葉茂，由裏而外透出一種遒勁來。所以，這一帶是深圳特區的起點，也是我認識這座奇跡之城的起點。
紫荊山莊落成後，來貝嶺居就少了，但與貝嶺居的故事並沒有結束。2020年底，結束駐港返回北京，按照疫情管控規定，需在深圳隔離14天，沒想到隔離酒店便是貝嶺居。當我乘坐的車緩緩駛入貝嶺居，熟悉的景物醞釀出一種熟悉的味道撲面而來。十多年過去了，這裏的街道沒有變，街邊一排排小吃店沒有變，院子裏的布局也沒有變，連賓館房間設施都沒有變。我入住的803房間，也是當年多次住過的，在樓道的盡頭，非常安靜。那些熬夜的時光，碰撞的思想，天馬行空的閒聊，湧入腦海。一切似乎都回復到當初的模樣，心下便有些恍惚：莫非這十幾年的歲月被某種神秘的力量一下子切掉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貝嶺居所在的黃貝嶺村，是深圳最古老的廣府民系村落之一，也是羅湖區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明朝初年，張姓始祖輾轉遷移此地開基立業，數百年來，先後建立了水貝、黃貝、湖貝、向西等村落，加上張氏祭祖的羅芳村菠蘿山，通稱黃貝嶺。這些村落佔據了羅湖主要建成區，素有「一個黃貝嶺，半個羅湖城」的說法。作為特區建設的濫觴之地，黃貝嶺集中反映了深圳城中村的早期特徵：富而亂。大街小巷縱橫交織，外來人員多而雜，素質良莠不齊，治安狀況堪憂，甚至落下了「二奶村」等不雅稱號。當然，這些都是歷史了，深圳市經過持續經年的城中村改造，如今的黃貝嶺已是高樓林立，綠樹如蔭，秩序井然，成為「灣區樞紐，萬象羅湖」的一張金名片。
黃貝嶺往南，有一條不大的河流，就是名揚天下的深圳河。關於這條河流對我的文史觀產生的深遠影響，已有專文論及，不在這裏細述。倒是想起一段傳說，頗耐人尋味。與黃貝嶺隔河相望的，是香港北區的打鼓嶺。港深之間目前有七個陸路口岸，打鼓嶺獨佔三個，可見兩地接壤之多。今天的打鼓嶺作為香港北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沿，已與黃貝嶺一起，成為深港口岸經濟帶和香港北部都會區緊密互動圈的核心載體。一河兩岸，滄海桑田。
在香港工作期間，我經常去打鼓嶺，與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陳月明及其先生張然成了好朋友。可以說，正是對打鼓嶺的了解，讓我進一步認識了深圳河，真切地感受到貫穿香港故事的地理邏輯：兩山兩水。「兩山」即太平山和獅子山，隔海相望，前者是香港繁華的象徵，後者是香港奮鬥的象徵。「兩水」即維多利亞港與深圳河，維港在城區，一直被港英當局視為管治香港的得意之作，深圳河在鄉郊，是香港聯繫祖國的根脈所在，二者共同詮釋了香港的來路和去向。正是對兩山兩水的解讀，構成了我腦子裏完整的香港印象。
此次由港返京，在貝嶺居呆了半個月。這段日子像一層厚厚的毛玻璃，模糊了心之念之的香江歲月，也像一條重新開啟的通道，連接着以前的北京生活。想當初，年屆不惑，我是懷着一顆建設香港、改造社會之心而來的。現如今，已知天命，香港還是那個香港，我已不再是原來的我了。
香江之緣，起始於羅湖，豐富於羅湖，收官於羅湖。然而，我與羅湖的緣分還不止於此，它不但成就了我的香港故事，也開啟了我的深圳故事。2021年7月初，我再次從北京南下，到深圳開始新一段人生歲月。剛來時，由於住處沒有安排好，下榻在東門街道的深圳迎賓館，在那裏整整住了半年，成為繼黃貝嶺和貝嶺居之後又一個認識深圳的入口。
深圳迎賓館位於東門老街，亦稱老東門，是鼎鼎大名的深圳墟所在地。深圳墟作為深圳城市發展的原點，最早的文字記載可以追溯到1688年編印的《新安縣誌》。縣誌收錄了全縣30餘個墟市，深圳墟名列其中，這也是「深圳」作為地名首次進入歷史視野。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至1911年廣九鐵路全線通車並在此設站，深圳墟憑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成為周邊地區最繁華、最具規模的城鎮。可以說，當時的新安縣，政治中心在南頭，經濟中心在深圳，軍事中心在大鵬。
每逢歷史轉折時期，人口集中的城鎮特別是流動頻繁的墟市往往成為當地社會變革的基地。老東門有兩棟古色古香的小樓，一為思月書院，一為鴻安酒店。前者是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十萬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的接待站，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後者是葉挺將軍1938年底到深圳組建抗日武裝的司令部，他在這裏很快拉起一萬多人的隊伍，為東江縱隊的建立打下了堅實基礎。1953年，寶安縣因應經濟社會和人口發展的實際情況，將縣治從南頭鎮遷往深圳鎮。1979年寶安撤縣建市時，省裏準備命名為寶安市，縣裏緊急上書，要求命名為深圳市。理由是深圳有國際知名度，尤其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縣裏的意見獲得採納，深圳市成立，次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深圳，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就這樣大氣磅礡地走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舞台。
由於住在迎賓館，不需要做家務，我幾乎每天下班後都會到東門老街走上一圈，感受浸潤其間的市井氣息。周末，則約朋友遠足，我們拉了一個微信群——立秋登山隊，半年時間裏幾乎走遍深圳的山山水水。而數次登臨「鵬城第一峰」梧桐山，漫步湖濱綠道，感受羅湖的山水大觀，則是其中的重頭戲。
「羅」是古越人對山的稱呼，「湖」一般指陸地圍着的大片水塘。據說特區成立早期，炸掉羅湖山填平羅湖，獲得了最初的建設用地。這個說法由來已久，我卻從羅湖一帶的山形地勢中產生一個新的意象：羅湖之「羅」或許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山頭，它可能指向深圳最大山體梧桐山；羅湖之「湖」或許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水塘，而是泛指環繞梧桐山的連片水體。梧桐山主要位於羅湖區，山下龐大水體古已有之，迄今仍呈「五湖（仙湖、洪湖、東湖、銀湖、深圳水庫）繞山」之勢。而深圳河作為發源於梧桐山的最大河流，最初被稱作羅溪，也順理成章了。古時州縣，地域廣大，人煙稀少，人們的視野十分開闊。想當年，一脈羅山聳立，一片羅湖環繞，一條羅溪遠去，構成了古羅湖地區的山水大勢。山，生梧桐以引鳳；水，馭雲霧而耕月。正是如此大山大水，成就了古人命名的依據。進而，這一脈山水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數百年風雲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的萬千氣象。
我曾就此向梧桐山風景區管委會的劉永金教授請教，他也認為這個解釋更合邏輯。劉教授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傳統知識分子，大學畢業就來管委會工作，一輩子研究梧桐山，目前正牽頭編撰《梧桐山誌》。他對梧桐山及周邊山山水水如數家珍，幾十年來，經過反覆察勘核對，糾正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新安八景之一的梧嶺天池，古籍上既然有「深不可測」之說，就不可能是山頂上那片乾涸的小水塘，根據有關描述，結合地形地勢分析，原址應當在山腰的恩上水庫一帶。
羅湖的墟市和山水卓爾不群，古村落同樣極具代表性。除了前面講到的羅湖有史以來第一大村黃貝嶺，還有以「中國首個萬元戶村」聞名的漁民村，被譽為「圳水源頭並蒂蓮」的蓮塘村，以及深港兩地共用村名的羅芳村等，每一個村落的滄海桑田，背後都蘊藏着血濃於水的故事。搬離羅湖後，我又多次回來調研，深入村落肌理，把握特區脈搏，思考深圳這座奇跡之城的成長軌跡。並通過梳理羅湖故事，找到了破解深港雙城傳奇的密碼：一河兩岸，同源分流，雙向奔赴，彼此成就。
2024年春節前夕，羅湖區拍攝賀年宣傳片《流金歲月，煙火羅湖》，其中有一句台詞：「當我和許多人擦肩而過，有些人會變成朋友，有些人則變成了知己。」初一聽，聽成「有些人會變成朋友，有些人則變成了自己」，心念一動，想着人生不就是這樣的嗎：一輩子會遇到許多人，走過許多地方，這些人和地方，都或多或少重塑了你，成為你人生DNA的一部分。百般感觸，匯成一聯：
梧嶺花開，十里雲煙十里錦，好漢坡前千峰聳峙百嶼熨波，不負嶺南勝概；
羅湖形勝，半城山水半城樓，老東門外一水蜿蜒雙蓮並蒂，終成時代傳奇。
（來源：香港文匯報A18：文匯園 2024/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