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多位專家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的高度開放以及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能夠使其在中國的涉外法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律師可以為中國企業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以及通過香港在國際仲裁及國際調解領域的地位提升話語權。

「把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納入三中全會公報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意味着這項工作在國家總體戰略部署中地位的提升。從相關表述來看，是更加全面具體地部署工作，同時總結過往涉外法治建設過程中的重點問題和突出問題，公報內容是帶有很強針對性的改革思路、方向和舉措。」資深涉外法治專家、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閃濤向大公報表示，《決定》特別提及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意味着中國將加大法治建設國際話語權，着重培養涉外法治人才。

須掌握最新涉外法治動態

閃濤表示，《決定》明確提到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將其作為一個重要機構或主體納入到涉外法治建設過程中，是要充分發揮律師事務所在具體案件中，維護公民和企業在海外的合法權益當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也就是說，我們要培養一支屬於自己的強而有力的律師隊伍，來服務於我們的涉外法治建設。」

談及中國律師及律師事務所在涉外法治工作中應如何發揮作用，有着多年涉外法治工作經驗的閃濤認為，在涉外工作中，無論是宏觀風險的判斷與把控，還是具體法律問題的協商與解決，均需要中國律師積極主動作為。

「在涉外法律服務工作中要具有前瞻性思維，主動研究並提出企業還沒有意識到的在東道國所面臨的法律風險。」閃濤說，這就要求涉外律師要勤於學習，及時掌握相關國家最新的法制動態，做到未雨綢繆，改變出了問題再想解決辦法的傳統思路。

此外，在涉外法律服務工作中要有全局性思維，積極主動承擔起組織與統籌中外法律團隊的作用。在具體事務中，中國律師則要站在中國企業角度，全局性考慮法律問題，並善於主動引導外方律師完成相應工作。同時，還要積極主動研究與思考東道國的法律問題。

提升中國調解仲裁話語權

作為高度開放包容的國際化大城市，香港此前亦獲選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對此，閃濤表示，這實際上是希望能夠發揮香港在普通法下的優勢地位，在較好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基礎上發揮更大優勢，一是要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層面，作為爭議解決或者調解仲裁的方式的作用。其次是對外開放，在「一帶一路」方面發揮香港的傳統優勢。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鄧飛亦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香港作為世界仲裁中心之一，國際仲裁及國際調解都做得非常好，獲選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中國能夠充分發揮香港特區國際化的優勢，通過國際調解中心、國際仲裁中心，能夠提升中國在此領域的話語權，其中包括國際公法，亦不限於商務，也可以拓展至國與國之間的爭端的調解和仲裁。

中企「走出去」 港法律人才提供專業服務

《決定》第37條關於「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提到，建立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法治人才培養的工作機制。資深涉外法治專家、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閃濤表示，在與涉外、國際相關的領域中，《決定》把涉外法治建設作為重要的改革方向和內容，與其他部分融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這就需要把依法治國、高質量建設等方面相互聯繫起來，再去看涉外法治建設。

多位專家亦表示，中國下一步將着力培養涉外法治人才，為中國企業海外發展保駕護航。對於香港在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院長王貴國表示，香港無論是在司法獨立性方面，抑或仲裁服務等方面，在國際上均名列前茅。香港的高度開放以及較為完善的市場、國際商業網絡、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及自由通暢的信息交流，使其能夠在中國的涉外法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而香港的高端律師人才亦可以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

王貴國認為，涉外法治建設可能涉及的爭議包括政府與政府、外國企業與東道國政府、企業與企業間等，「如果不懂普通法或抗辯制度規則，就沒辦法有效地解決糾紛。」而在這一過程中，香港律師可以為中國企業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

話你知｜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

舊灣仔警署將改建為國際調解院總部，預計明年中前完成翻新工程，成為首個在香港設立總部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專門以調解方式處理國際爭議，將會大大提升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都」的國際形象，吸引爭議各方、調解員、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士來港進行調解。

調解是一種自願參與的程序，當中由一名公正和受過訓練的第三者，即調解員，協助爭議各方在良好的氣氛下，達成既能滿足各方所需，又為各方所接受的和解。調解過程中，爭議各方均有機會陳述本身的論點，和聆聽對方的說法。調解員的任務是幫助各方探討本身論據強弱，尋求可行解決方案，從而利便各方達成和解協議，不會就誰對誰錯作出裁決，亦無權強行各方和解；作出決定的權力始終在爭議各方的手上。

（來源：大公報A2：要聞 2024/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