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將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重要部署。其中，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被各界認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針對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發展問題，受訪學者表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破解新時代社會發展難題和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只有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促進生產力體系的整體躍升，供給體系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同時，透過建立新型生產關係，加速創新成果轉化。

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1978年以來，每一次三中全會都會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相關重大決策。在幾次重要的三中全會中，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要矛盾與生產力的關係作出新的論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謝富勝（圓圖）表示，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倡導通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來解決。十九大確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高質量發展是應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二十屆三中全會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

優化生產體系 關鍵在供給側

「可見，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應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謝富勝說，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要解決主要矛盾就要發展生產力。十八大以來提出的新思想、新戰略，都是為解決新時代社會主義主要矛盾，例如「經濟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最新提出的新質生產力，則是進一步明確問題關鍵在供給側，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應對新一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只有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促進生產力體系的整體躍升，供給體系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創新發展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眭紀剛看來，加快形成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黨中央根據中國發展階段和內外部環境變化做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大戰略判斷，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謀劃及布局。「新質生產力的『新』主要包括新要素、新技術、新業態；新質生產力的『質』主要區別於傳統發展方式中偏重『數量』的投入，而是強調高素質人力資本、生產工具的技術含量以及綠色低碳等高質量發展方式」，眭紀剛說，發展新質生產力，就要發揮科技在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激發創新活力 助前沿技術突破

眭紀剛表示，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領域的重大變革，還需要與之相耦合的「新型生產關係」，即能夠促進科技不斷創新，並能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一系列制度和體制，包括科技體制、創新體系、科技政策、創新政策、產業政策、市場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等都要做出相應變革，不斷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形成有利於前沿技術突破、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不斷發展的持續動力。

灣區國際科創中心 「催生」未來產業集群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創新發展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眭紀剛在其最新出版的《科技創新與新質生產力》（見圖）一書中指出，科技資源的分布具有集聚效應，無論是全球還是全國，在一些創新基礎和環境良好的城市和地區會形成科技創新中心。2016年以來，中國已明確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戰略部署。「科技創新中心既是新質生產力的創新策源地，也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承載區，更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前沿探索先行先試地」，眭紀剛表示，積極推動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已成為中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緊抓科技創新驅動內核，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大戰略舉措。

2023年，北京、粵港澳大灣區、上海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清華大學聯合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發布的國際創新中心綜合排名中分別位列第三、第六和第十位。「科創中心建設將為中國新質生產力培育構建新引擎、新動能、新賽道、新生態」，眭紀剛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布局建設了散裂中子源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成10個省級實驗室、30個國家重點實驗室、20個粵港澳聯合實驗室以及4個「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逐步實現了高水平、多層次實驗室平台的體系化發展。面向未來產業培育，科創中心集聚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通過有組織的科研、「揭榜掛帥」等新型科研組織模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例如深圳就面向8大未來產業，強化前沿技術研究與基礎應用研究，高新技術企業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戰略性產業集群的骨幹力量。

緊扣數字經濟 國際競爭一步不蝕

「新質生產力一定是顛覆性的創新，開闢了新的賽道，形成新的產業形態，是0到1的飛躍，是一個質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形態是緊密關聯的，人類有三大文明，第一次是農業文明，第二次是工業文明，當前則是進入第三次數字文明。數字文明背景下，要從數字革命、數字文明、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背景下理解新質生產力，通過大歷史觀去看新質生產力，要充分認識和把握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發展態勢以及面臨的風險挑戰。

劉尚希認為，工業經濟發展可以補課，但數字技術迭代升級具有加速度特徵，「摩爾定律」揭示了這一點，以至於後來者是難以追趕的。正是數字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其在國際競爭中「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

「國家的綜合實力最終體現在不斷要創新來支撐的產業產品和商業模式的競爭力上」。劉尚希表示，當前國際競爭愈發劇烈，大國博弈正加速演變。在數字革命浪潮中，如果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放慢，將是最大的國家安全風險。數字革命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是顛覆性的。「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放在數字經濟大的背景下去認識它，離開數字經濟去談新質生產力，就是空中樓閣」，他表示，在傳統工業化的框架裏面去談新質生產力，作用也會大打折扣。

完善基本思路 壯大創新生態

關於怎樣發展數字經濟、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科技部調研室原主任、研究員胥和平認為，要認識當代新興產業發展的規律。建立完善產業生態是新興產業發展基本邏輯和思路。不應該以傳統工業時代的做法去發展數字技術驅動的未來產業，當代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產業基本邏輯和思路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工業經濟時代主要關注的技術、產品、產能，走向數字智能時代更多關注產業創新生態建設，其中的要素、創新體系、創新載體以及創新服務要同步發展。

制度優勢｜集聚全球科技成果 粵港澳協同轉化

雖然取得多項成果，但科技創新中心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仍面臨很多問題，主要包括：科技與產業的融通機制需要進一步探索，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現象仍存在；科技創新中心的輻射帶動作用不足；惡性競爭同質化發展；科技人才結構性缺口突出；營商環境有待提升等方面。

眭紀剛建議，圍繞科創中心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技術突破與未來產業前瞻技術部署，應充分發揮政府對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面向應用導向開展有組織的科研，加強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研機構、科技型領軍企業、產業技術研究院、產業創新中心等聯合開展前沿性、顛覆性、原創性科學技術研發。同時，以市場力量推動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面向企業廣泛徵集需求，以「揭榜掛帥」科技攻關項目帶動資金鏈、人才鏈和產業鏈創新鏈深度融合。此外，還要充分發揮科創中心建設的先行先試作用，爭創國家科創金融試點，建設知識產權金融創新先行區，創新科技金融政策工具等，有效促進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建設，眭紀剛表示，應堅定結合深圳獨特的制度優勢、地理區位和開放創新的橋頭堡優勢，整合全球科創資源，進一步加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培育與引進，探索廣州、香港與澳門形成「科創＋產業+人才」協同創新模式，建立技術需求聯合發布機制和科技成果共享利用機制，吸引和推動全球科技成果在粵港澳協同轉化。

（來源：大公報A7：內地 2024/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