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趙之齊）香港社會已逐漸從疫情中復常，但疫情對人們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未完全消散。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黎可欣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指出，疫後師生對校園生活或感生疏，容易精神緊繃；且本港雖於去年三月取消了口罩令，但很多孩子仍會戴緊口罩，習慣將此作為「保護」，面對別人時缺乏信心。儘管如此，許多學生仍認為學習比關注精神健康更重要，「沒考完DSE，這些都不應該是priority（優先）」。

「醫生護士去醫好一個病人」模式令學生感到壓力

黎可欣發現，現時社會對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和處理更傾向於服務性質，即是「醫生護士去醫好一個病人」。她呼籲社會以合作的態度與學生共同面對情緒困擾，讓其掌握更多主動性和發言權。

在黎可欣看來，復常的學校生活不只是讀書，還包括在生活中進行選擇、解決問題、甚至應對身邊同學的拒絕。然而疫情期間，學生只需在家面對zoom，對於校園社交環境的處理已感生疏。

但「學生的情緒健康不是要解決的『問題』」，她強調。疫後社會雖更關注精神健康，惟處理精神健康情況仍傾向「醫生護士去醫好一個病人」的服務模式。這會令部分學生感覺，若自己在問卷上勾出有抑鬱症或焦慮，就彷彿宣告「I need to be fixed」，會被「捉」去見社工，令其面對精神健康議題時感到壓力。

有見及此，她提出，面對疫後學生的心理情況，更重要的是與學生合作處理，調轉其角色，使其擁有更多主動性。她已從去年起通過推動項目，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將校園環境變得更輕鬆的方法並設計相關藝術設施。她觀察到，許多學生對長輩等所代表的「權威」感到不滿時，往往由於覺得自己「冇say」，因此，比起直接為青少年鋪好一條路，更重要的是給他們發表自己想法的機會及探索的空間，花足夠心思與他們對話。

「但這是我們做老師和家長都要學習的」。回憶自己與女兒相處的經歷，黎可欣亦感慨，有時她很疲累、孩子卻想去花園玩時，孩子若不願意回家，她會指責孩子「不乖」，「但其實她沒有不乖，只不過是根據她的意願去做事，而這個意願不符合我的意願而已」。

她呼籲家長嘗試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邏輯，惟這對於成年人而言亦不容易，「香港人壓力真的好大，（社會）沒有給你喘氣和犯錯的空間」。若想中止這種壓力循環，家長便要給小朋友一些犯錯的空間，例如孩子寫錯作業時不要批評他們，而讓其寬心「人生都會犯錯的」，「犯錯是一件好重要的事情，我們會從失敗和犯錯裏學到東西」。

儘管當今已有許多網上心理健康平台供選擇，「但一個人要主動去尋求幫助需要很大的勇氣」。比起宣傳精神健康處理方法，她更期待社會環境能變得更寬鬆、更開心。

放眼未來，黎可欣認為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下一步的重點，是讓校園內的學生互相能更好接納與融合。她觀察到，有內地學生來港後不願意講普通話「暴露」自己的身份，擔心會被區別對待，但其實「我們大家都有各自的特色，要學會和大家相處」。在她看來，香港要融入大灣區及保持香港國際城市的定位，「融合」這件事非常重要。

「人首先要開心　才可以承擔到生活的責任」

談起學生精神健康，黎可欣亦感慨，在香港社會文化中、尤其DSE考試制度面前，家長望子成龍，孩子亦會承擔許多壓力。當她和學生們談起情緒健康話題時，許多學生會覺得「如果沒考完DSE，這些都不應該是priority」。但在她看來，「人首先要開心，才可以承擔到生活的責任」。

DSE放榜在即，屆時亦會有人歡喜有人憂。黎可欣寄語學生們，人生有很多條路、亦有很多驚喜。若面對失敗，就允許自己傷心一陣，傷心後再想這條路可以怎麼走，亦鼓勵學生若有需要可以向老師、社會服務機構等尋求幫助。

她續分享，有時學生們很需要被告知自己的做法是「對」或「錯」，例如當她告訴學生社會科學中不分對錯時，學生或會因此「抓狂」，希望老師將步驟講清楚。「但人生不是這樣的嘛」，她強調，人生很重要的一點便是模糊性（ambiguity），「進大學是一條好的路，但也有好多人行一條彎彎曲曲的路，最後看到的風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