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神秘的三星堆青銅器究竟來自於何方？又代表着怎樣的失落的文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陳建立，7日於遼寧瀋陽舉行的第四屆文物科技創新論壇上表示，根據金屬文物的取樣與分析檢測和金相組成與鉛同位素比值等關鍵指標，初步確定了金屬遺物類別及鉛資源的主要特徵。證據顯示，三星堆青銅器的一些製作技法、工藝和原料都來自於中原地區或長江中游地區。而三星堆青銅器群的多地區多工種共同參與青銅器生產的工匠組織形式，表明晚商時期的古中國至少形成了以中原和長江中下游為代表的多個冶金中心，並可能通過原料交易、產品輸出和技術遷移擴大其自身的影響力，初步形成一個廣域的市場體系。

金屬資源的開發是促進文明產生、早期發展和王朝形成與壯大的重要因素。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陳建立在《中國古代金屬物料產地溯源方法研究進展》的報告中，揭示了廣受關注的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的溯源謎團。

鑄造手法融合南北方工藝

「我們發現三星堆的青銅器特徵和外來的長江中游地區和中原地區的產地特徵相對一致，它的一些製作技法、工藝和原料都來自於中原地區或長江中游地區。」陳建立在報告中引用了早前一份由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研究院及三星堆博物館多名學者共同刊發的名為《「工」與「匠」的多元性重建： 三星堆祭祀坑青銅器鑄造工藝再觀察》的報告，該報告指出：三星堆出土銅神器和銅容器的金相組織觀察顯示，兩類銅器與中原地區商周青銅器的範鑄傳統是一致的，說明三星堆青銅鑄造技術根植於中原地區。但三星堆出土銅器製作工藝體系複雜，即有中原系鑄造技術，又有南方地區鑄造方法。同時出於使用需要，三星堆對銅面具、尊、罍進行了本地切割、穿孔，表明本地系治玉工匠也直接參與到了銅器製作中。

合金配比揭鑄造規範差異

上述報告也指出，三星堆K1、K2出土的同類青銅器成分分析和鉛同位素分析顯示：三星堆銅神器銅、鉛含量偏高，錫含量偏低，此特點與尊、罍等銅容器差異較大。表明製作時存在兩種不同的合金配比規範。而鑒於基於晚商時期高放射性成因鉛在三星堆、漢中盆地、晉陝高原等非殷墟文化區域均有發現，證明三星堆青銅器與中原殷商文化的關係非常密切。

同時尊、罍等銅容器的錫含量遠高於銅神器的加入配比一直穩定，說明鑄造這些銅器是在同一種規範下生產的。

顯露商晚期市場體系關係

報告認為各類銅神器雖然同樣存在鑄造技術的多元化，但成分和鉛同位素比值非常一致，說明大部分銅神器很可能是同時同地鑄造的。如此可推斷，三星堆銅神器群鑄造主體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工匠集合體，至少包括了中原系、南方系、本地治玉工匠等多組工匠，在很短時間內共同鑄造和加工了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量銅神器。這也側面表明，晚商時期全國至少形成了以中原和長江中下游為代表的多個冶金中心，並可能通過原料交易、產品輸出和技術遷移擴大其自身的影響力，一個廣域的市場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陳建立分析認為，一系列研究成果同時也揭示出古代金屬資源的相對統一，反映出國家對金屬資源控制的統一性，這也對周邊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對金屬資源的控制，實現對周邊地區提供公共服務等職能。」

遼寧發現青銅時代早期冶銅遺址

一同參加論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常懷穎在作《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的最新進展》的報告時透露，在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牛河梁小北山遺址的發掘中，確認了同時期的煉銅遺址。在地層中發現了最為關鍵的鉛錫合金顆粒證據，表明該遺址能夠實現金屬銅與錫（鉛）配合製造青銅合金。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李海波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小北山遺址是一處夏家店下層文化坡崗型環壕聚落，年代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期。經考古勘探和發掘，證實上述遺址在該時期存在明顯的冶銅活動，應為迄今東北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冶銅遺址，學術意義重大。而通過遺址周邊的冶金考古專項調查，共複查和確認早期冶金遺址9處，初步判斷這是一個分布比較集中的冶銅遺址群。但尚未找到同時期的銅礦遺址，需進一步開展相關調查工作。

原社科院考古所吳恩教授在研究蒙古北方長城地帶的青銅器時有一個假設。認為這裏曾有過一個青銅器製造中心，受到過東邊的歐亞草原西部影響。這條傳播通道被稱為「草原絲綢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以遼河上游一帶為中心，西起蒙古高原 ，北至西拉木倫河 ，東至醫巫閭山 ，向南傳播至遼西大、小凌河一帶， 燕山地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遺址距今約4000-3500年，屬青銅時代早期文化遺存。而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牛河梁小北山遺址，便處於整條「草原絲綢之路」之上，此或為青銅器的傳播與演化研究再添新證。

文明溯源科技用途多

如何讓古琴文物再次「發聲」、如何確定金屬文物的來源和生產地、數學建模如何在紛繁的文物大資料中發揮「大腦」作用、深度學習如何大幅提升遺址勘測的識別精度……在7日於遼寧瀋陽舉行的第四屆文物科技創新論壇上，一大批文物工作背後的「黑科技」手段與關鍵技術集中亮相。論壇上來自文博各領域專家學者所作的16份報告顯示，科技已貫穿在文物工作的各個環節，並成為支撐中華文明溯源工程的關鍵力量。

多學科聯合攻關取得新突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常懷穎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研究的最新進展》報告提出，2022年以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遼寧建平牛河梁、廣漢三星堆、浙江余杭良渚等29處遺址，以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方式，通過由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與考古學交叉融合的新分支學科，使考古工作者能夠更加細化對古代社會的認知，描述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

其中良渚文化遺址家豬牙釉質微量元素資料分析揭開了良渚古城動物來源之謎—家豬資源的外地供給是良渚古城生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半以上的家豬來源於外地，其中部分非本地家豬可能來源於太湖東部平原，運輸距離超過50公里。

數字技術讓文物活起來

為唐代「古琴」做一次CT掃描體檢、通過對音樂文物的類比發聲實現採音和測音……在當日論壇上，湖南博物院副書記陳敘良介紹了博物館利用文物知識圖譜讓館藏文物「活起來」的生動實踐，讓文物被「聽見」。

中國科學院空天資訊創新研究院的研究員張立福介紹了如何通過高光譜分析技術為珍貴文物「留影」的最新進展。「光譜被看作是辨別物質的『指紋』，高光譜則是幫助我們看清這些『指紋』的『有色眼鏡』。」高光譜遙感技術已應用在文物修復、文物真偽甄別等工作中，與故宮博物院合作開發的大幅面文物高光譜成像系統和文物高光譜圖像分析軟體、文物高光譜成像系統等，能夠實現大幅文物的「留影」以及快速掃描。同時，隨着便攜文物掃描設備的自主研發，文物三維模型的獲取更為精準。

（來源：香港文匯報A18：副刊專題 2024/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