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香港疫後全面復常的首年，在融入國家發展和大灣區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本地全年生產總值實質上升3.2%。雖然如此，香港的未來發展仍然存在挑戰和風險。

2月22日，香港《鏡報》《鏡新聞》就香港的未來發展方向獨家專訪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以下是專訪實錄。

旅遊業：要高質量發展

高璐：剛剛公布的數據顯示，在春節期間，香港的旅遊、消費等各方面都可謂是「亮眼」開局，這引起了很多的國際媒體的關注，認為這是經濟復甦的前奏，請問您怎麼看2024年香港的經濟前景和香港旅遊業的發展？

梁振英：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可以肯定的說，香港已經走出了一年黑暴、三年疫情的低谷，回到疫情前的發展狀態。從香港旅遊業來說，目前統計的是訪客人數，但是訪客人數中並沒有區分過夜訪客和即日往返旅客的數量。相比之下，即日往返的旅客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如過夜旅客，因此看香港旅遊業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助力還需要細化到統計過夜旅客的數量。

香港一直都非常重視旅遊業的發展，不僅花費資金大力推廣香港旅遊，還給予旅遊業很多優惠，其中之一就是建設酒店的優惠，地下幾層是不計算容積率的，這無疑會增加酒店實際建築面積，降低酒店成本。之所以給予旅遊業和酒店業這些優惠並不是因為旅遊業對香港的GDP有突出的貢獻，因為根據統計數字，旅遊業對香港GDP貢獻率是4%，並不是香港的支柱產業。

給予旅遊業和酒店業優惠更大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行業為基層群眾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這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是非常重要的。在那個時期，香港製造業外遷，約百萬製造業工人下崗，大比例的人員進入了旅遊業、酒店業等服務業。但事實是香港旅遊業對GDP貢獻率不高，因為香港賣的東西基本都是進口的，連酒店用的水都是進口的，旅遊產業延伸出來的各類工種整體附加值不高。即便如此， 香港旅遊業和酒店業為當時勞動力過剩的香港社會的就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在過去的香港是極為重要的。

而今社會變化了，當前的香港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勞動力不足了，成本變高了，消費變高了，香港要繼續發展旅遊業就不能僅僅從旅客人數來判斷旅遊業是否復甦，而要有不同的策略，提升旅遊業的附加值。

航運產業：發展高附加值航運業務

高璐：近年來香港貨櫃碼頭業務受到很大衝擊，貨櫃吞吐量比疫情前跌24%，葵青碼頭堆場的平均使用率只有50%，香港航運中心的地位是否會受到影響？應該如何破局？面對來自新加坡、深圳港、南沙港等外部的競爭，香港的航運業未來應該如何轉型升級？

梁振英：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的航運事業引領中國，貨櫃碼頭更是服務整個珠江三角洲，甚至延伸到服務上海。香港的國際航運比內地多，但是這個情況正在改變。內地的貨櫃碼頭，比如南沙，運營成本低，所以現在出現了貨櫃碼頭服務的反轉。以前是國際貨櫃先運送到香港的葵涌碼頭，從葵涌再由司機運送到廣州、深圳等內地城市，現在則是國際貨櫃先到南沙碼頭，再根據香港需求從南沙運送到香港。

如果香港的航運產業不找到新的發展方向，仍然停留在貨櫃碼頭業務的話，香港航運產業的優勢將越來越小。事實上，貨櫃碼頭只是航運產業的一小部分，香港要發展航運產業需要發展航運產業中的高附加值的行業。

英國的倫敦沒有碼頭，地方也小，但是倫敦卻是世界的航運服務業中心，提供了船舶買賣、海事法律、海事保險、海事租賃、融資等高附加值的服務。我舉個例子，如果葵涌貨櫃碼頭的司機在退休之後，將自己的貨車傳承給兒子，兒子繼續成為葵涌貨櫃碼頭的運貨司機，如果香港航運產業一直停留在這樣的階段將無法繼續發展，貨櫃碼頭司機的一家也無法獲得發展，停滯不前，不進則退。但是如果葵涌貨櫃碼頭的運貨司機在退休的時候，將車輛賣了，培養的兒子從事海事法律或者海事保險，不需要貨車了，貨櫃碼頭司機的一家獲得了事業的發展，如果全香港的司機都做到這一點，香港的航運業就提升了。這才是香港航運 產業的發展方向。

對比上海、大連、青島、甚至是南沙的航運產業，香港有優勢發展高附加值的海事服務行業。當前香港青年人受教育程度提升了，這些年輕人可以從事高附加值的行業，這些行業不僅會提升香港人均GDP，香港經濟也會有大的進步。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指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這裏的關鍵字是提升，如何提升？我認為關鍵就是要發展海事高端服務業。我們國家是造船大國、航海大國，但是高端航運服務業我們還沒有發展起來。目前，海事服務方面，我們現在還在高度依賴西方國家，包括英國的這個海事金融、海事法律、海事保險等，所以香港要充分發揮國際化的獨特優勢，服務國家所需，發展高端航運服務業。

金融業：改革創新提供多品類的金融服務

高璐：受到地緣政治和經濟不穩的影響，2023年香港全年IPO(新股上市)業務顯着放緩，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應如何定位？

梁振英：過去30年來，香港IPO(新股上市)業務的主要客源來自於內地。在所有金融服務中，IPO業務其實相對簡單，附加值相較於其他 金融服務來說也不高。十四五規劃中指出要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的關鍵就是金融服務的產值要增高。如何增加金融業的產值呢？我在2012年的時候提出要設立金融發展局，因為金融行業比如保險、證券、銀行都設有監管局，但是都沒有發展局。一個產業不能只有監管而沒有發展，因此我倡議設立金融發展局。但因為當時的政治原因，沒有向立法會正式提出成立金融發展局，即便如此，2012年開始，金融發展局在5年中提出了很多關於香港金融發展的有實際操作性的報告，推動了香港金融業的進步。

客觀來說，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金融服務的技術水平上，香港和紐約、倫敦都有很大的差距，這就是香港金融業今天面對的現實。典型例子之一，目前香港乃至全中國都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從事海事保險的業務，這項業務也是我國面臨的卡脖子問題之一。但是，我們可以正面看待這個問題，這意味着香港金融業的發展空間很大。

我們國家如今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是目前國家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大都市，港元可以自由兌換，這說明香港金融業發展的條件很好，潛力很大，但是這需要計劃和規劃，需要有步驟的做，需要落地執行。

30年前，青島啤酒來香港上市，開闢了內地企業到港上市的先河。如今香港金融業要獲得發展依然需要有30年前的魄力，不斷創新，結合內地企業的需求，開發新的金融業務。就像我們國家40多年改革開放一樣，香港金融業發展也需要思想開放，需要從內部進行改革，還可能涉及到法例的修改。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遇到硬骨頭，但是要敢於碰啃硬骨頭，要有膽量去改革。

香港的企業和年輕人應走出舒適區可到內地發展

高璐：大灣區城市之間要融合發展，但同時彼此也存在競爭，比如旅遊業、零售業、餐飲業都給香港帶來不小衝擊，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競爭？

梁振英：香港一直是在高度開放、完全競爭的環境下成長的，目前已經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其中一個經濟體。在過去的發展中，香港無論面臨什麼樣的環境都能走出自己的一條路，雖然都會有困難，但是最後都能夠克服。

疫情的3年時間中，內地和香港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內地城市尤其是香港旁邊的深圳在過去的3年發展得很快，生活性價比很高，很有競爭力。隨着兩地往來正常化，香港跟內地之間的硬聯通、軟聯通都比三年前更便利了，內地到香港和香港到內地的人數都增加了，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大原則。

近年我們看到內地餐飲企業到香港發展，他們準備在成功之後往東南亞發展，香港成為內地優秀企業走向國際很好的跳板，這是香港的優勢。同樣地，在香港已經獲得成功的餐飲企業也可以到內地開拓市場。當然，因為內地與香港的制度不同、法例不同，香港企業在內地開拓市場時會遇到很多困難，面對很多挑戰，但是這個挑戰應該會比40年前香港人拿着皮包和紅白藍尼龍袋跨過羅湖橋到內地發展時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小得多。40多年前到內地發展的很多香港人現在已經成了上市公司的老闆，獲得了事業的成功，如今香港的企業同樣可以到內地發展，獲得成功。

雖然如此，我最擔心的是香港的年輕人或者說香港的下一代不願意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沒有了拚搏的精神。這種現象也同樣發生在日本，當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出現「躺平」的現象。所以香港人要獲得發展，在心態和精神狀態上要進行調整。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願意去內地看看了，很多香港人在周末的時候都去深圳打卡點打卡，還有一些香港人去到更遠的內地城市觀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深港共融發展：世界獨一無二的雙城記

高璐：深港之間能夠共同的共融發展嗎？

梁振英：現在的市場力量已經在推動深港共融發展，我非常期待，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值得觀察的課題。兩地政府應該進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動，因為深港融合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是沒有先例的。世界上沒有哪兩個城市之間同時具備距離近、人口規模大、兩種社會制度、各類成本差距大這些特點。歐洲也有一些相鄰的兩個城市，但是這些城市的人口沒有深港多，工資、物價、房地差價格的差距沒有深港大。隨着交通的更加便利，譬如說深港兩地的來回班次已經多達每天94個班次，這比西方一些城市的地鐵班次還多，車票也不貴。深港兩地之間在國家的規劃下，在市場的推動下，完全可以共同發展，互易有無，找到發展互惠互利的新產業的機會，兩地老百姓的收入也能進一步增加。

發展新興行業：高端服務業國際貿易等公信力強的行業

高璐：您認為香港還有哪些的新興行業能夠帶動本港的經濟發展，同時也能夠助力國家的需求？

梁振英：這樣的新興行業有很多。香港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和現有的優勢產業，用好內地的市場，用好香港的制度，用好香港的法治環境，用好香港的公信力。

香港除了可以發展海事法律、海事保險、海事金融這些高附加值產業之外，還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香港現在賣的很多東西都不是香港產的，但是香港卻是很多產品的貿易中心，比如香港是世界上主要的魚翅貿易中心。香港有104,000家貿易公司，僱用了大概四十萬人，這些公司對香港GDP的貢獻是16%，是旅遊業對GDP貢獻率的四倍，所以國際貿易很值得香港發展。香港可以充分發揮國際化的優勢，幫助國家內地生產的產品提升附加值，走向國際市場，打通高質量發展的最後一公里。比如寧夏的枸杞、新疆的瓜果都是非常好的產品，有價格優勢，在國際市場上很有競爭力，新疆瓜果如果在香港和國際上銷售，價格完全可以翻一倍。這些年，我一直在內地偏遠省份和各大城市考察，就是想幫助國家生產的優質產品走向國際市場，提升這些優質產品的附加值。

香港還可以充分發揮公信力強的優勢，創造新的就業崗位。香港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很有公信力，舉例來說，成立於1963年的香港標準及檢定中心（STC）是香港首家獨立非牟利的測試、檢驗及認證機構，目前在內地4個城市有基地，但是業務量還比外國公司少。其實化妝品、機械、食品等產品都需要具有公信力的檢測機構發布檢測報告，香港完全可以大力發展第三方檢測業務，既可以吸納大量大學畢業生，又可以對香港的GDP有貢獻。香港要發展這些新興產業，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以我自己為例，50多年前，我進學校學習做測量師，那個時候測量師人數比建築師少得多，而今測量師的人數比建築師的人數多得多，測量師的主要市場就是中國內地。

香港發展新興產業既能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香港力量，還能創造就業機會，讓香港的年輕人學有所成之後能學有所用，能有事業的發展，能幫助年輕人舒緩情緒，對於因為就業問題衍生出來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都有所幫助。

一帶一路：開展國際人道主義的民心相通工作

高璐：您認為香港在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倡議中，可以發揮什麼作用？

梁振英：一帶一路有五個互聯互通，分別是貿易、資金、建設、政策、民心。貿易香港一直做得非常好；融資方面，香港是全國最大最國際化的金融中心；基本建設方面，香港在管理、設計方面的能力也不錯；政策方面，香港有一些跟國際接軌的政策。我想重點說的是排在最後的民心相通，但這是其他四個互聯通的基礎，民心能夠相通的話，前面四個互聯互通就會比較順利。

在過去的6年中，我一直在做一帶一路國家的文化交流和國際人道主義援助工作。我主導成立了一個國際間的人道主義醫療援助基金會—共享基金會，目前已經在3個非洲國家、2個東南亞國家開展白內障致盲的全面消除行動，完成了1萬例的白內障手術。此外，我們的基金會也已經在東帝汶開展了一個多月的登革熱防控援助。接下去，我們基金會的援助工作將會進入快車道，開展更多的公益，促進民心相通。

香港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在公益援助方面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100多年來，香港民間機構對於政府的補充做的很好，形成了民間公益援助的文化，也有經驗，這也是香港一個獨特的優勢。

香港的東華三院已經有100多年歷史，有完善的管理體系，開展了包括教育在內的很多援助工作。香港也有很多這方面的人才，香港可以和一帶一路的國家分享這些智慧和經驗，和他們共商共建共用共享，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現。

(轉載至鏡報月刊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