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依江/文、圖）龍這一帶有神秘色彩的生物，在古代中國文化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提及龍紋，也許會先想到帝王袍服、皇權威嚴，但其背後的文化內涵卻遠不止於此。龍年伊始，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文物館循例舉辦「甲辰說龍」特別展覽，以中國古代文物中的龍紋為線索，用50多件館藏珍寶，探討其來「龍」去脈，包括紋飾的形成及風格的變遷。展覽將持續至7月31日。

什麼是龍？在考古發現中，距今約八千至四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遼河、黃河、長江流域可見一種獸首、長驅的動物造型。儘管如今的龍紋盡人共識，但最早的時候，龍紋並不像今天的龍紋這樣易於辨認。展覽中，我們可以見到商周龍紋，跟隨圖樣辨認其目、足、爪、尾，它的形象應由多種動物組合而成，鱷魚和蛇的特徵在其中最為突出。從商代的甲骨卜辭開始，文獻記載中的龍就多與水有關聯。它被認為是招雨的瑞獸，在先民的祭祀中佔有重要地位。

深受游牧民族文化影響

東周至遼期間，龍的形象開始變得易於辨認。因為這一時期游牧民族出現於歐亞大陸，游牧社會的興起對於東亞動物紋飾影響深遠，他們注重動物紋飾，也很有自己的風格，喜歡將天地猛禽的樣子結合在一起，變成另一種猛獸，描繪寫實且充滿動感，亦喜歡刻畫動物搏鬥、撕咬的姿態。這些手法深深影響了中國龍紋，如展出的春秋至戰國早期的鳥獸合體紋金飾片，應是古代戰車上的金飾片，就是以龍頭融合鷹嘴的姿態出現。而另一件戰國時期的銅鎏金嵌石龍紋帶鈎，呈現的就是龍自己撕咬自己身體的姿態，其表達的是一種搏鬥的鬥志和物競天擇的精神。

「東周時代開始，龍便經常以撕咬、互相纏繞及與鷹合體等形態出現，其形象也更加寫實，同時也開始生出雙翼。」展覽策展人、中大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博士指出，這就正如希臘神話中的有翼怪獸獅鷲格里芬，它擁有獅子的身體及鷹的頭、喙和翅膀，因獅子和鷹分別稱雄於陸地和天空，它就被視為強大、尊貴的象徵。

市民階層催生世俗化的龍

安史之亂後絲綢之路凋敝，中國動物紋中的「獸性」也開始減弱。加之宋代之後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為迎合不斷擴大的市民階層品味，動物造型開始強調寵物般憨厚可愛的視覺特徵，龍也不例外。這一時期，龍紋的轉變主要體現在爪的數量（宋以前多為三、四爪，元後出現五爪），鼻的形狀（由尖鼻轉變為扁平的「豬鼻」），額頭大小（漸變寬），這些轉變令龍變得更加趨於人性化，更加憨厚，表情也變得溫和，甚至滑稽。

雖然陸上絲綢之路被截斷，但海上貿易的崛起，把帶有中國龍紋的瓷器銷往世界各地。展品中一件青花龍戲珠紋盤和龍泉青釉貼魚龍紋盤，都是出土自印尼的中國製品。而另一件青花龍戲珠紋玉壺春瓶，乍看是元代所製，但後來經專家學者研究發現，它其實來自於越南，為越南獨立後，仿製的中國景德鎮產品。

龍紋禁令下的「以假亂真」

元代頒布「龍紋禁令」，明清承此制度，五爪龍紋專供御用。但是考古發掘中發現，明藩王也有使用五爪龍紋，而乾隆時五爪龍紋瓷器在市面上已頗為常見，御窯次品更可以在民間變賣，證明在禁令之下，實際執行或較為靈活。「除皇家外其他人雖名義上不能使用龍紋，但如果達官顯貴想要使用這種紋飾，那時也有許多走趲的方法，比如將龍頭改出牛角，遠看難以分清是龍還是牛（稱為『鬥牛』），又或將五爪變為四爪（稱為『蟒』），乍看更是難以分辨。」童宇說。

元明時代的龍紋，只知誕於某個御窯，但不會具體到設計師，而清代因文字記載較多，我們便能追溯到一些龍紋的設計者。展出的一隻雙龍璽形御墨和一隻雙龍硯形御墨，即是乾隆時期的劉源所設計。他的特點是將龍的手腳都畫得筆直，從而產生張力的對比。這也影響了清代其他龍紋的設計，如一件藍地黃龍戲珠紋盤，筆直的手腳與肢體的蜿蜒，正是受劉源所設計龍紋的影響。

另一重點展品為中大文物館最近才集齊的藏品，為康熙年一直燒製到宣統年的同款瓷器，一組八款不同年份的黃地素三彩雙龍紋碟，盤內底雙圍欄內繪有雙龍戲珠紋，紫、綠兩條龍一升一降相對舞動。展覽的最後一件展品為香港畫家葉因泉先生未完成的作品《百子迎春圖軸》，畫的是春節街上的舞火龍民間風俗場景，配以彭智文《尋龍》一文中的段落，餘韻悠長。

（來源：香港文匯報A08：喜迎龍年 2024/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