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靈修

昨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叢亮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前內外部看空中國、唱衰中國的雜音不少。這種論調過去從來沒有實現過，現在和未來也注定不會實現。」此番表態也是官方對於「中國經濟崩潰論」的再一次反擊。有趣的是，崩潰論的鼓吹者中不乏「老朋友」，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就是其中典型。在筆者看來，唱空中國經濟，不僅源於中美競爭的大環境，亦有此類經濟學家的「小心思」。

克魯格曼於1977年在麻省理工取得博士學位。眾所周知，麻省理工是美國凱恩斯學派的大本營，但克魯格曼的政治立場更偏向左派，實屬異類。他在《紐約時報》常年開設專欄，內容卻多以時政為主，尤其是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多次撰文抨擊政府，贏得擁躉無數，儼然成為「網紅學者」。

克魯格曼另一怪異之處在於，其因開創國際貿易新理論，獲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讓他出盡風頭的領域，卻是「東亞經濟評論」。

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發表名為《亞洲奇跡的神話》的文章，直言「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高增長，依賴於政府主導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資拉動，而不是由效率提高所驅動，因此不具備可持續性。」

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爆發後，克魯格曼幾乎一夜成名。但多數人忽略克魯格曼給出的看空邏輯並不成立。

未了解實情 多次預測落空

自2009年開始，克魯格曼又將唱空目標瞄準了中國。就在獲得諾獎的次年，克魯格曼首次訪華並指出「中國想要通過出口來恢復經濟增長是不太可能的」。當然，這一預測很快落空了。2011年，他又在《紐約時報》發文《中國經濟會不會崩潰》稱，中國經濟一定會「硬着陸」。2013年，克魯格曼又撰文，「中國經濟就要撞牆了」。他在文中援引「亞瑟·劉易斯模型」稱，因為中國過度投資、過度建設、過度使用廉價勞動力的快速不平衡增長，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達到極限。

2015年1月，克魯格曼二度訪華期間，在上海交大發表題為《世界經濟新格局與中國的機會和挑戰》的演講，再次預言「因為投資佔比過高和土地財政問題，五年內中國經濟會遇上大麻煩」。到了今年7月底，他在最新「力作」─《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中，明言中國經濟的結局會比日本大衰退更差。

為何克魯格曼屢戰屢敗，卻又如此「執迷」唱空中國？

首先，克魯格曼在2015年訪華期間就曾自我「剖析」，「我們這一代（學者）主要接受的是文化決定經濟的觀念，認為儒家文化或者印度的文化都會阻礙經濟增長。」他同時坦言，對於中國經濟實際情況並不了解，很多信息都是「聽別人說的。」

低估經濟韌性與改革剛性

事實上，克魯格曼一直堅持的「投資—消費」再平衡理論也不適用於亞洲。「東亞經濟奇跡」更應該概括為「引進國際資本和技術，投資主導和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1960年提出的「經濟起飛模型」，用來解釋中國經濟騰飛其實更為貼切。也因此，克魯格曼在分析中國發展時，低估了經濟的韌性與改革的剛性。

其次，「豪賭式預測」助長了克魯格曼的投機心理。特別是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論──關於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學術研究，不少經濟學家又打起了「中國經濟衰退」的主意，妄圖藉機衝向諾獎。今年6月，久未露面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再度活躍，將自己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套用在中國經濟身上。但此類觀點，往往都是「把脈」不準、更開錯「藥方」。

（來源：大公報A16：經濟 2023/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