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岩

在香港接連發生精神病患者街頭斬人的慘劇之後，立法會近日開會討論支援精神病患議題，多位議員就批評政府對精神病患的支援嚴重不足，造成具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四圍走，給市民的生命安全造成極大隱患。其中，香港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發言時幾乎是天馬行空，異想天開地建議「會不會釋放他們在大灣區？」有關言論在香港本就習以為常，港人慣常意味香港有任何疑難雜症，只要依賴中央就能夠立竿見影，手到病除。殊不知如此輕率近乎輕佻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講，已經大大傷害了內地民眾的感情。

具有內地央媒背景的知名博客、資深傳媒人靖海侯近日撰文，不點名批評邵家輝，在立法會討論支援精神病患時的言論頗令人費解，更形容在立法會如此嚴肅莊嚴的場合，議員如此草率地提出一種「腦路近乎清奇」的解決方案，實在有點不可思議，讓人難以讚賞。

香港回歸二十六年，中央想香港所想，急香港所急，香港有求，中央必應，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人才等多方面給予了香港全方位的支援。中央全力以赴督導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破解民生憂難，並在各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遠的不說，單是疫情三年，中央從人力物力財力都給予了香港實實在在的支援，就連市面高得離譜的蔬果價格，中央也是想方設法，開通水路鐵路，甚至冒着香港疫情倒灌內地的巨大社會風險，盡可能地保證文錦渡口岸的正常運作，以平抑市場價格，真正展現了血濃於水的情感。這一點迄今歷歷在目，全社會看在眼裏記在心裏。

但也應該看到，中央不可能代替香港行使社會管理責任，特區管治的主體責任在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住房、教育、醫療、市場供應、市民健康安全保障等等民生事務，在法在理都是特區自己的事，首先是特區管治團隊、包括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憲制責任。若果，特區稍有事端首先想到的是中央幫幫手，長此以往，就會形成一種慣性的習以為常的「巨嬰思維」，甚麼事都想依靠中央推動，依靠國家解決，依靠內地支援，誤以為是特區就應該時時刻刻享受高人一等的特殊待遇，這種惰性思維確實要不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特區管治團隊，迄今仍有相當多的人，抱持這樣的巨嬰思維，甚至時時事事都在發緊巨嬰夢。

聯想到早年香港在討論解決土地短缺問題時，城中政壇名人居然聲稱可以請求中央劃撥廣東省土地給香港，在珠三角寸土寸金的高速發展年代，有人居然還有這樣低端的思維，確實令人費解。當然，香港特區有自身的發展局限，但在任何時候都應該以國家大局為出發點，以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為宗旨，用香港「兩制」所長，助力強國建設，為民族復興貢獻特區應份的責任與力量。雖然特區政府天天高喊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總有一些人的眼光胸襟仍然局限在小我的小範圍內。

就以之前曾引發爭議的特區在港深邊境建「超級殯葬場」而言，內地同胞特別是深圳同胞（其中或有定居深圳一側的港人）之所以強烈不滿，無非是希望得到來自同文同宗同俗的港人的一份尊重。試想，若果有人事先完全沒有征求你的意見，不顧你的感受，在你家門口興建墳頭，你會做何感想，會有何反應？至於國泰航空空姐涉嫌歧視說普通話內地客的事件，更是顯現部分港人在骨子裏並未把內地同胞當做人來對待。在這一系列的問題上，香港社會確實應該好好反思。

當然，在內地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手解決香港民生等方面的困難，本就無可厚非，比如，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利用大灣區因為房屋開發過剩的客觀條件，把香港老人安置自大灣區養老，並非不可行，但若主觀上把老人當做一個包袱甩給內地，則首先在理念上就已經是大錯特錯。

大灣區創新融合發展是中央既定的國策，全方位深度融入大灣區是香港未來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香港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如何發揮「兩制」優勢，充分利用本港的研發優勢，藉助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契機，用創新科技作為驅動力，全面全方位提升本港日漸下滑的競爭力，並在此過程中，切切實實提升特區治理水平，改善治理效能，助力強國建設。正因為如此，正如靖海候所指，大灣區絕不應該被視為矛盾堆填區、問題收容站、垃圾中轉站，被視為可以無限轉移各種困難的救濟所避風港。

精神病患者是極為小眾的特殊的市民，雖然在特殊環境下會造成社會隱患，但不應該視為棄之如履的雞肋，更不應視為社會的包袱，把他們「釋放到大灣區」，既是對相關病患及其親人的涼薄侮辱，也是對內地同胞的情感蹂躪。

總而言之，樹立國家大局觀，必須站在助力國家建設的高度，時時刻刻應該思考如何為強國建設為民族復興作出什麼樣的貢獻。得益於基本法，香港回歸二十六年，庫房充裕的特區政府從未有向中央政府交過一分一毫的稅，就連駐港解放軍，也是由國庫財政保障，並不需要市民分毫，這便是中央對香港特區最大的支持，也是14億祖國同胞對740萬港人的最大支援。如果不能積極主動助力強國建設，港人豈不是有愧於心？若果對此不能有所感悟，反而巨嬰心態，啃老做派，索取索求，又將如何展現特區管治效能？港人的自尊又將何以體現？

（來源：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