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孕不育夫婦們的守護天使，還是玩弄生命於股掌中的魔鬼交易？在內地社會當下盛行的「萬物皆可代」現象中，一個龐大的代孕產業鏈正在隱秘滋長，多數人卻對它諱莫如深。歷時兩個多月，大公報記者以「尋求代孕」為由，暗訪多家代孕機構、孕母以及通過代孕手段「圓夢」的不孕家庭，還原三者之間的利益交換，有人渴求一個孩子，有人急需一筆收入、有人想建立一個灰色商業王國。大公報今起刊發《揭秘內地代孕產業》專題報道，嘗試將代孕這個隱秘多年的地下灰色產業鏈置於陽光之下，揭秘箇中利益鏈條的運轉，探尋不孕不育人士的掙扎。其背後所引發的法律、道德、倫理問題，更應為世人所關注。

（大公報 記者 俞晝）代孕，俗稱「借腹生子」，是指意欲生育者尋找第三方進行妊娠、分娩的生育方式。隨着內地放開三胎以及不孕不育人士數字高企，龐大的代孕產業鏈吐絲結網。「歐洲子宮」烏克蘭戰火漫天之際，內地中介不得不捨遠取近，內地代母「身價」水漲船高。「六十五萬（人民幣，下同）全包起步，八十八萬能做三代試管嬰定製性別，比正常懷孕生的寶寶更健康！」從孕母的年齡顏值到嬰兒的性別數量均明碼標價，下單付款十個月後，名為「嬰兒」的商品誕生。法律、道德、醫學倫理、身體剝削……面對這些問題，代孕產業的參與者卻理直氣壯地說：「你知道現在內地的不孕不育率有多高嗎？我這是做慈善來的。」

「恭喜山東S大哥喜提小王子一枚」、「恭喜北京H女士喜提龍鳳胎一對」……打開徐莊的社交媒體專頁，一長串「接好孕」喜報中穿插着高薪招聘孕母的啟事，好不熱鬧。徐莊在內地從事輔助生殖行業近十年，從試管嬰兒到如今的代孕，每年經他手誕生的嬰兒超過百名。

徐莊的公司叫禕和國際，成立於2014年，總部在北京。「我們是有資質的機構，所以安全性你可以放心。」他說，「前期所有的檢查都在北京三甲醫院裏做，取卵我們有專門的無菌實驗室，設備是全進口的。當然如果一定要去三甲醫院做也可以加錢。」

徐莊告訴大公報記者，輔助生殖屬於高精尖醫療技術，需配備全套設備，包括試管嬰兒操作台、顯微鏡、胚胎培養箱、胚胎儲存室、操作床等等。「胚胎的培育和移植操作需要在無菌常溫實驗室進行，成活率才高。」再加上實驗室的淨化系統，整個投資超過千萬元。「我們也是有自信才敢跟你簽全包合同，中間出現任何問題都由我們負責，你安心等着抱孩子就成。」

兩年「包交付」 65萬起步

所謂「全包」，即從客戶取卵那天起，一個周期（兩年）內保證「交付」新生兒，中間所涉檢查、手術、代孕、生產等費用均由機構承擔，底價則是六十五萬元人民幣。聽說記者已有一個兒子，徐莊更建議「升檔『做個』女兒」：「只要八十八萬就能做第三代試管嬰兒，可以定製性別，還能提前篩查遺傳基因病，比你正常（懷孕）生的寶寶更健康！」

在徐莊的印象中，內地的代孕市場從2020年起井噴，逐漸形成分工明確的產業鏈：有人招攬客戶，有人招募孕母，有人打點醫院，有人負責產婦衣食住行；為了滿足客戶多方面需求，又旁生出包括供卵及供精的分支，來支撐嬰兒這個「商品」的「出廠」。市場大了，從業的機構就多了，「有牌沒牌的幾百間肯定有」。

記者在內地多個社交平台上搜索「代孕」，均「因違規無法顯示相關結果」。那機構如何招攬客戶？「我們有很多渠道，包括與醫院不孕不育門診的合作，向他們收集病人的就診信息。」徐莊說，做這行最主要是「打通」醫院的關係。「例如代孕產業鏈的最後一個關鍵環節，是給客戶辦出國家認可的准生證。」

禕和國際的做法，是在北京一間高端私人醫院裏開出「綠色通道」。「產婦入院前，我們會為代孕母親辦理一張假的身份證，上面的頭像是孕母的，其他資訊則是客戶的真實資訊；入院時，產婦刷客戶的身份證辦理手續，我們會安排專人扮演產婦的丈夫陪產；生產後，陪產者用客戶丈夫的身份資訊進行填表，並以嬰兒的出生資訊辦理准生證。」徐莊笑着說，他已經扮演過好幾次父親了，簽字的時候還是很激動的。

八成以上客戶 因「生不了」找孕母

「2020年以前，有不少客戶為了省錢會選擇烏克蘭代孕，費用五十萬以下。」然而，受全球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影響，烏克蘭的臨時診所裏擠滿了因父母無法辦理簽證而被滯留的新生嬰兒。「為了規避風險，這兩年我們的海外業務都停了，專心做內地市場。」徐莊說。

雖然收費昂貴，但徐莊堅稱自己是為不孕不育家庭提供「生」的希望：「80%以上的客戶因為自身條件生不了，才會找我們來代孕寶寶。」《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中國的不孕不育率從二十年前的2.5%-3%攀升至12.5%-15%左右，即每8對夫婦中就有1對有不孕不育問題。此外，高齡失獨家庭、同性戀情侶也具有強烈代孕需求。

「你已經有孩子了，或許無法理解人們傾盡全力、傾家蕩產也想擁有自己寶寶的心情。」徐莊說，對大多數客戶而言，代孕是不得不做的無奈選擇。「一位42歲的客戶和丈夫之前說好了丁克（不要子女），到39歲又後悔了，結果一直懷不上。她找到我時試管嬰兒都做了三次，病歷攢了厚厚一疊。」

當然，無論「代孕」被講得多麼冠冕堂皇，其商業本質昭然若揭──每一個環節都標好了銀碼。代孕母親的身高、學歷、顏值都會造成幾千元至幾十萬元的差價──從科學角度來看，孕母的顏值並不會影響在她子宮裏長大的寶寶，但「不差錢」的客戶依然會一擲千金，選擇更年輕、更漂亮的孕母。將慈善掛在嘴邊的徐莊忽然又換了生意人的口脗，說：「總體來講越年輕越貴」。

代孕母親：十個月賺20萬　沒什麼比這來錢快

作為代孕產業鏈中最底層也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是否有過順產一胎」是代孕母親們「入職」的決定性因素——這既證明了孕母的生育能力，也規避了剖腹產疤痕在懷孕時破裂的風險。目前孕母們代孕成功一次平均可以獲取二十萬元左右的報酬。

「跟家人說去代孕，他們沒攔着」

28歲的安安來自湖北，已經第二次做代孕母親。她19歲第一次當媽，四年前被表姐帶入行。「表姐回來穿得跟以前不一樣了，出手也是幾百幾百地給，我就去纏着她問怎麼來的錢。」安安剛開始也彆扭，但表姐勸她：不偷不搶十個月能賺二十萬，還有什麼比這來錢快？

跟着表姐來到武漢，安安很快被選中成為代孕母親。「一開始說去武漢打工，等後面拿錢回去才講的實話。」那一次到手十八萬元，家裏人用這個錢翻修了房子，丈夫還買了輛電單車。「在家呆了一年多我就又出來了。這次跟家裏人直說去代孕，他們也沒攔着。」

安安所在的機構為代孕母親租了三室一廳，僱了阿姨做飯，每次產檢也有專人陪同。酬勞則是分批支付，植入胚胎當天兩萬元，前三個月每個月五千元，之後每個月一萬元，健康交付嬰兒並簽署放棄承諾書後收取尾款。

「十月懷胎有了感情，第一胎孩子抱走那天我哭了。機構的人說，孩子跟着親生父母才會有更好的生活。」安安想想覺得也對，「何必跟着我吃苦呢？」

代孕客戶：生孩子耽誤工作 外包有什麼不好？

記者印象中的陳婕，永遠忙忙碌碌，結婚白天開會、晚上辦酒，派助理排練婚禮流程，開場前五分鐘自己再練習一遍上台。與之相對應的，她兩年一漲的職位與薪水遠遠跑贏了絕大多數人──陳婕如今在杭州某互聯網企業任高層，年收入超過三百萬元。

「我決定找人代孕了。」陳婕輕描淡寫地告訴記者，「家裏催得不行，我扛不住了。」陳婕新婚兩年時，接手了公司一項新業務，一年有兩百多天都在出差。陳婕前夫家裏經商多年，並不差錢，他多次向陳婕提出換個工作或者索性辭職，安心生寶寶，先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一年多「相互說服」失敗，陳婕與前夫和平分手。

「我的崗位後面一堆人盯着呢」

陳婕離婚後，母親從老家到杭州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順便想方設法「催婚催生」──從「趕緊找個人嫁了」，變成「就算不嫁人總得有個自己的孩子」。

「我的崗位後面一堆人盯着呢，生個孩子起碼要休息小半年，回來都不知道業務還能剩下啥了。」在陳婕看來，找人代孕是一件「性價比很高」的事。「職業女性生孩子太耽誤工作了，能外包有什麼不好？」至於孩子的父親，陳婕準備用「精子庫」解決：「為了生孩子去結婚，離婚了還有撫養權的牽扯，不如一勞永逸直接生個100%屬於我的寶寶。」

「我們又不是醫療機構，談何違法？」

「代孕不違法」，這是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多次聽到機構從業者強調的觀點。對此，徐莊解釋道，截至目前，內地一共出台了兩份涉及代孕的立法，分別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2001）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2004），其中均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我們又不是醫療機構，並不是法律明確限制的主體，何來違法之說？」

秉持着「不違法」的觀點，徐莊的公司以輔助生殖機構的名義相繼進駐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長沙，為深受不孕不育困擾的家庭提供「昂貴」的圓夢服務。儘管法律同時規定「合法醫療機構開展限制性的執業活動，例如開展代孕活動、買賣胚胎的、擅自進行性別選擇等情況之一的將被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但相比每單生意十幾甚至幾十萬元的利潤，這樣的規定顯得毫無約束力。

（來源：大公報A8：內地 202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