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濤）三十多年前的一次考古發掘，讓一座沉睡河西走廊沙漠中兩千多年的漢代郵驛重回人們的視線，茫茫戈壁上它曾見證了無數漢朝與西域各國往來的珍貴歷史，也對絲綢之路的通暢起到重要作用。出土的數以萬計的漢代簡牘向人們揭示出它的真實身份懸泉置郵驛。如今，前往懸泉置的道路兩旁仍能見到諸如烽火台、路標等當年的痕跡，彷彿向人們訴說着千年古道的往日繁華。

沉睡千年的漢代郵驛「懸泉置」的發現其實還是挺偶然的。曾經擔任發掘隊領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雙全回憶，懸泉置的發掘經歷了從失望到興奮的過程。

時間回到1987年8月，第二次全國文物大普查開始，敦煌當地的工作人員告訴何雙全，在當地一處名為吊吊水的地方可能有一處遺址，懷疑應是漢晉遺址。何雙全到遺址上察看，撿到更多的陶片、絲織品、毛製品殘片，還撿到了從木簡上削下的保留有字跡的削衣殘片。從這些遺物可斷定這裏是一處漢代遺址無疑。功夫不負有心人，何雙全終於在淤土中發現一枚完整的封簡，「懸泉置以亭行」六個工整的隸書大字展現在眼前。

「這一下解決兩個問題，遺址叫什麼，是做什麼用的。」何雙全解釋說。郵驛在漢代叫置，後來叫驛站，以亭行意思是普通文書，以亭為單位進行傳遞。就這樣，迄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時代最早的郵驛機構遺址驛站懸泉置被發現。

首現漢代郵驛遺址

何雙全回憶，經過了兩年多的考古發掘，敦煌懸泉置遺址才初露端倪——佔地面積達2.25萬平方米，主體建築有辦事機構、馬廄、傳舍等。出土各種器物7,000餘件，簡牘文書2.5萬餘枚。何雙全介紹說，懸泉置的發現是國內第一次發現漢代郵驛遺址，目前只此一家。懸泉置遺址的發現證實這裏是漢代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驛站，類似的驛站在敦煌郡有9個。在長安到敦煌這一長約2,000公里的絲綢之路上，這樣的驛置多達八十餘個，但迄今為止僅有懸泉置被發現。

著名考古專家徐蘋芳先生曾說：「懸泉置遺址是絲綢之路考古的重大發現。」1991年懸泉置遺址被列為1991年度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2014年，懸泉置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通過對懸泉置出土的大量漢簡的研究，一幅千年前東西方交流的畫卷展現在人們眼前，曾參加過兩次發掘工作，從事漢簡研究三十餘年的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俊民向記者介紹，懸泉置作為漢代絲綢之路上的官方驛站之一，主要功能就是過往的人員接待和公文、郵書傳遞。通過相關文書的記錄，可以具體考察懸泉置的服務對象：人員的來源地、吃了幾頓飯、吃了些什麼物品、花了多少錢以及具體用車、用馬情況。

著名的《長羅侯過懸泉置費用簿》就反映了長羅侯及其手下300餘人經過懸泉置消費的酒、米、肉、魚與鹹菜等物資數字，還有被臨時抽調到懸泉置參與接待的都田嗇夫、亭長等人。其中有一份通知接待于闐王諸國使者的簡牘文書，記錄了1,074人使者團隊由中央委派的王君護送回西域。張俊民還告訴記者，目前在這些漢簡中發現的西域國名有婼羌、樓蘭（鄯善）、且末等30餘國，這都充分證實了漢代時期繁榮的東西方交流場景。

信息傳遞系統發達

張俊民介紹，從這些漢簡中我們可以得知，漢朝的官方設置了一套非常嚴格的郵遞管理制度，以保證官方的信息被準確無誤地傳遞。其中《驛置道里簿》告訴我們從長安到敦煌之間一共有多少置（驛站），這些置分為幾個等級，有哪些職能等等。大漢官方對信息傳遞的時間有嚴格管控，與現代郵政業的服務標準相比也毫不遜色。漢代郵驛的設置一般五里設郵，十里設亭，三十里設置。他們密密麻麻排列在西域通往長安的通衢要道上。出土的漢簡記錄郵書的傳遞方向、郵書種類、數量、發文單位、收文機構（人員）、傳遞時間、經手人、郵書完好狀況，傳遞是否符合標準等。

這當中有一件《案驗康居王使者獻駝冊》，是當時中央朝廷外事部門下發的文件，由敦煌郡、效榖縣兩次逐級向下轉發至懸泉置，內容記錄了專門調查康居王使者一行人到敦煌、酒泉後，接待中沒有按標準供食，又在評估駱駝時出錯，康居王使者到長安後告了狀，朝廷發文追查，至於最終的調查結果簡中並沒有再記載，但是由此我們可知當時漢朝已經擁有了非常先進的信息傳遞的龐大系統。

詔書現環境保護制度

最早的環保法令除了朝廷外事紀錄的內容以外，懸泉置中還出土了一件政令性質的文物，那是在遺址東北角的一間房屋牆壁上的牆壁題記，名為《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何雙全回憶，當時在現場發現了一處倒塌的牆壁，經整理拼接後才發現，這是一份國家政令詔書。詔書內容大多數都是摘自《呂氏春秋》，主要涉及一年四季的農事活動安排與自然生態保護的禁令。

從現代角度來看，當時的朝廷已經意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樹木與動物列為重點保護對象。同時也將四季的農事進行了分類，並有指導性地將每個月的農業行為進行記錄，力求令人類與自然能夠和諧相處。何雙全說，考古工作者在額濟納旗出土的漢簡中也曾發現相同的詔令，可見當時是發布到全國的，並在懸泉置以牆壁題記的形式進行大力宣傳，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環境保護法。

（來源：香港文匯報A17：收藏 2022/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