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宇文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誰家終於揭曉，由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芝加哥大學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菲利普·迪布維格共同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開出「三黃蛋」並不完全令人意外。全球經濟又到了危急時刻，之前就有分析預測對於研究銀行和金融危機領域的經濟學家更容易獲獎。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托雷·埃林森表示，今年的獲獎者「提高了我們避免嚴重危機和代價高昂的救助的能力」。這既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接現實的體現，也是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無法給出經世濟民方案的折射。

現代經濟學理論源於西方，也都源於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市場實踐。就此言，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授予西方人，也在意料之中。但是，今年的情況有些特殊。美國和歐洲兩大西方經濟體，面對通脹嘶吼毫無辦法，且都是俄烏衝突的「拱火」者。這樣意味着，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美歐兩大經濟體走入極端，在經濟治理方面簡單粗暴，面對高通脹缺乏糾偏市場手段，沒有維穩經濟的有效工具，陷入極化偏執加息思維。

「增量後遺症」開始顯現

這是西方政府的尷尬，也是西方經濟學的困擾。尷尬的時代，呼喚有效的經濟學理論，也希望負責任的經濟學家給出有效的濟世良方。

今年三位獲獎者的理論成就和現實聯繫相對緊密。伯南克不僅是理論功底深厚的經濟學家，還在華爾街金融危機期間擔任過美聯儲主席。可以說，他對銀行倒閉產生金融危機以及如何通過貨幣金融政策去應對，既有理論儲備也有實踐經驗。1983年，伯南克曾有一篇著名論文，強調銀行倒閉不僅帶來經濟危機，而且會形成危機傳導。此外，他通過對上世紀30年代全球大蕭條的分析，得出銀行擠兌是危機持續和蔓延的主因。值得一提的是，戴蒙德和迪布維格在1983年也曾經寫過類似主旨的論文，認為一旦銀行倒閉，所涉相關各方就會陷入恐慌，恐慌情緒更會在市場瀰漫，從而造成危機風險。

不過，三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並不新奇，關於銀行倒閉引發金融危機的理論已成公眾常識，在美國也沒有得到充分重視。雖然三位獲獎者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銀行倒閉引發並傳導危機風險的理論，但是並沒有阻止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爆發。諷刺的是，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的肇始，正是因為雷曼兄弟這個知名投行的破產。伯南克被認為是處理危機卓有成效，但採取的辦法也無非是多輪量化寬鬆加上嚴格的金融監管。儘管如此，華爾街金融危機還是引發歐洲主權債危機並瀰漫全球。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後，就是加息縮表──只不過耶倫時代的美聯儲相對謹慎而已。

即便是理論實踐相結合的伯南克，面對美國金融投行引發的金融危機蔓延也無可奈何，又何況空有理論缺乏實踐的其他兩位經濟學家呢？

伯南克在美聯儲任內被認為有效的措施，也無非是貨幣政策大水漫灌的量化寬鬆。事實上，伯南克通過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救經濟的策略，經過耶倫時代一直到現在的鮑威爾時代，美聯儲都沒有完全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閉環──即從伯南克時代的量化寬鬆通過加息回歸貨幣政策正常化周期。疫情疊加俄烏衝突，美聯儲無奈實施所謂無底線的貨幣寬鬆政策刺激美國經濟，從而引發40年來破紀錄的高通脹。然而，美聯儲又走向粗暴加息的極端抑制通脹。如此按下葫蘆浮起瓢，會帶來更具風險的傳導效應。

伯南克時代的貨幣寬鬆政策只是通過貨幣寬鬆政策取得了緩解金融危機的階段性成果，而且還將其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存量不良資產」和本周期前鬆後緊的貨幣政策手段「增量後遺症」形成疊加效應，導致目前積重難返的破紀錄通脹和風險外溢全球。

中國經濟理論更應受到重視

現在的美國，和華爾街金融危機時的美國也發生了本質變化。當年奧巴馬處理華爾街金融大佬時手段果敢，不僅實施嚴格監管而且強行降薪。伯南克也沒有太多政治上的掣肘，美聯儲可以獨立採取理性的貨幣金融政策去應對危機。現在美國是政治正確至上，美聯儲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工具──先是「大撒幣大放水」刺激經濟，現在則「粗暴加息」抑制通脹。美聯儲鬆緊失序的貨幣政策，不僅有損其專業性和獨立性，也影響其全球權威。事實證明，美國高通脹的傳導效應和美元升值引發全球貨幣貶值和匯市混亂，美國貨幣金融政策已經導致禍延全球。

相比以往經濟學獎關注細分領域，評選多以引文作為重要憑藉，伯南克和兩位重視現實的經濟學家獲獎，的確少見。畢竟，當經濟學和國家治理和市場實踐脫節，經濟學理論越繁榮，經濟學觀點越新奇，經濟學論文被引用得越多，這樣的經濟學就和市場、社會、民生脫節。沒有經世濟民價值的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成為這個尷尬時代的笑談。

不過，經濟學理論也要靠社會治理、經濟成效來驗證。美國和歐洲兩大經濟體陷入通脹困境和加息死循環時，中國和新興市場的經濟學理論和治理實踐也應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視。若評委會沒有全球化視野，諾貝爾經濟學獎乃至所有獎項都會失去影響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來源：大公報A12：評論 2022/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