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向芸）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從1929年廣漢農民燕道誠偶然從溝底挖出玉石器，到1934年考古專家葛維漢率隊進行首次發掘，從1986年發現1、2號「祭祀坑」到2012年發現「宮殿坑」，從2020年9月啟動祭祀坑區域的新一輪發掘到如今頻頻「上新」，三星堆遺址的每一次亮相，都為解決學界的既有難題帶來一些線索，但又會不斷帶來新的謎題。從三星堆出發，循時空溯流，感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魅力。

銅頂尊跪坐人像、青銅扭頭跪坐人像、青銅大面具、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鳥足曲身頂尊神像、羽翼鏤空的青銅鳥……與同期其他青銅文化相比，三星堆的青銅器，反映了商時期古蜀人獨特的審美意識和神秘的宗教信仰。

三星堆也出土了眾多的尊與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勁松曾撰文表示，三星堆1、2號坑出土的青銅容器年代特徵明確並可以和其他區域的青銅器相比較，因而可由青銅容器入手，進而判定其他共出遺物的年代。比如2號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長江中游發現較多，它們源於殷墟青銅器，據此可以認為三星堆青銅容器的年代相當於殷墟時期。

三星堆新一輪發掘的若干器物，顯示出三星堆遺址與國內其他地區存在的密接文化聯繫，如3、8號坑發現的銅尊、銅罍、銅瓿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而神樹、頂尊跪坐人像及大量龍形象器物則表明，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一員。

承續着三星堆文化，以金沙遺址為中心的十二橋文化是觀察古蜀文明的另一個重要節點。三星堆和金沙兩地青銅器、金器、玉器等的器類、形制、紋飾都基本相同。同時，太陽崇拜的信仰、不用青銅器等貴重物品進行隨葬等特點，則完全不同於同時期的商周文化。

巴蜀青銅器崇尚楚風

到春秋戰國時期，四川盆地東部的巴文化與古蜀文化交流融合，使四川地區的青銅文化迎來了第二個發展高峰。考古資料表明，該時期巴蜀青銅器崇尚楚風，功能由前期的祭祀或宗教用品，轉變為實用和喪葬用品。以鍪、釜等為代表的地域特色器物和嵌錯、鏨刻等裝飾工藝流行，青銅紋飾更加寫實。

如戰國中期的新都馬家木槨墓，屬於文獻記載的古蜀王國開明王朝時期，是四川境內迄今所見先秦時期最大的一座墓葬，從槨室下的腰坑中共清理出土各類青銅器188件。隨葬青銅容器中，列鼎與列罍、列鍪、列釜等現象並存，是中原文化禮器制度與古蜀文化器用制度相互融合的見證。

當把目光從三星堆拓展至整個長江流域，數個相互借鑒又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體系，一一呈現眼前。在長江流域博物館聯盟主辦的「山高水闊 長流天際」「共飲一江水」這兩個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特展中，多件文物展現了商周時期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各地區文化異彩紛呈而又相互交融的景象。

長江流域是中國銅礦資源富集的區域，早在夏商之際即已採銅煉銅。長江流域的青銅文明時代開啟後，各區域基於自身的精神信仰及文化傳統，對中原地區青銅器的器類、鑄造技術及禮制思想，進行了適合自身的文化選擇和改造創新，逐漸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為主的青銅文化體系。

除以三星堆為代表的長江上游青銅文化外，長江中下游區域出現的青銅器、文字、大型城垣、禮儀中心等為代表的國家文明要素，開啟了長江中下游群雄競會的中國王朝文明時代。

考古發現表明，長江中游的青銅文明始於湖北盤龍城。作為商王朝南下的首邑和軍事重鎮，盤龍城青銅文化與中原文化最為接近，自身特色也非常鮮明。目前出土的500餘件青銅器，在器形、紋飾、製作等方面都與鄭州二里崗青銅器類似，極大豐富了早商青銅文化的內涵。

古代「一鐘雙音」高科技

在湖北隨州一帶，重要姬姓封國「曾國」出現了曾侯乙編鐘。獨有的編鐘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產物，一鐘雙音被稱為中國古代的高科技。

江西以吳城、大洋洲墓等為代表的吳城文化，呈現了3000年前的南方青銅王國面貌。其中，吳城遺址是長江中下游地區迄今所知長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門檻的方國。而新幹大洋洲商墓則因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多、造型奇，與殷墟婦好墓、三星堆祭祀坑並稱為商代青銅器三大發現，證明3000多年前贛江─鄱陽湖流域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

在長江下游以太湖為緩衝的水域，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擅製農器、匠器和兵器。其中，吳國青銅器在形制、紋飾及合金、鑄造上，既吸取融合中原地區的風格，又多方面呈現地方文化的獨特創新；越國青銅兵器鑄造技術極高，尤其是青銅劍工藝精湛，展覽中的吳王夫差劍、越王州勾劍等仍顯鋒利。

縱觀長江流域整個青銅文明史，從發端伊始即受到中原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二里頭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波次到達，使長江上、中、下游相繼出現了發達的青銅文明，並逐漸形成各自系統發展的青銅文化體系。同時，長江流域以銅資源的交換、文化的互動，實現了上中下游之間、長江流域與中原地區之間深刻而頻繁的交流，至秦統一天下，最終與古代中國其他區域文明融合為大一統的中華文明。

（來源：大公報A20：副刊 2022/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