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阿曼首都馬斯喀特以西300公里，方圓約1,200萬平方米的土地上，149萬片太陽能板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曾經，這裏是一片一望無垠、植被稀少、空曠荒蕪的土地。如今，隨着阿曼首個大型公用事業規模的可再生能源項目——伊卜里太陽能光伏獨立發電站項目全面投產，昔日荒漠變光伏「綠洲」。這座世界一流的商業光伏發電站總投資4億美元，作為貸方中唯一的多邊開發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在2020年批准了對其6,000萬美元的非主權擔保貸款。

亞洲有龐大基建需求

這是亞投行給予資金支持的眾多項目之一。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亞洲地區龐大的基礎設施缺口產生了對低成本公益性資金的巨大需求，亞投行在這一現實需求下應運而生。

作為首個由中國倡議成立、總部位於北京的多邊開發銀行，2016年1月在北京開始運營，法定資本金1,000億美元。從2016年1月正式運營至今，亞投行成員從最初的57個增加到105個，覆蓋全球79%的人口和65%的GDP；並為186個項目核准融資額達361.6億美元，涉及能源、運輸、公共衞生、水資源、農業、數字基礎設施等諸多領域，惠及33個亞洲域內與域外成員，為當地民生帶來實質性改善，並直接或間接擴大就業、拉動當地貨物和服務採購，促進地區經濟發展。

2021年亞投行開始實施首個中長期發展戰略（2021-2030年），新的銀行戰略提出，以「可持續性」為核心為「面向未來的基礎設施」提供融資是亞投行的長期戰略發展方向，並明確了業務四大戰略優先項：關注綠色基礎設施；促進跨境互聯互通和區域合作；以科技驅動基礎設施；動員私營資本參與基礎設施融資。

助成員國家復甦經濟

此外，新冠疫情以來，亞投行設立「新冠疫情危機恢復基金」，用以幫助成員緩解疫情對其公共衞生、經濟和金融系統帶來的衝擊，今年3月該基金總規模擴大至200億美元，融資申請期限延長至2023年底，以幫助成員繼續應對仍然嚴峻的全球疫情形勢和經濟復甦挑戰。今年至今，印度、柬埔寨、土耳其等多個成員國家均從該基金獲得支持，用以支持當地應對疫情衝擊、推進疫苗採購接種等。

2020年新冠疫情之後，由於新冠危機恢復基金快速發放等原因，亞投行年度放貸規模大幅增長，但也由於疫情衝擊等原因資產減損準備規模有所增加，亞投行淨利潤有所下降。財報顯示，2019年亞投行淨利潤4.0088億美元，2020年下降至1.5155億美元，2021年為1,700.9萬美元。今年上半年亞投行淨利潤為1,683.7萬美元，與2021年同期大致持平。

專家建議撬動更多國家資本參與「帶路」

亞投行運營6年來成果顯著，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評價認為，亞投行有效增加了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推動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在未來，亞投行將繼續在『一帶一路』中擔當重要角色，為改善亞洲發展中成員國的投資環境，創造就業機會，提升中長期發展潛力，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積極提振作用。」

不過，張明同時指出，新冠疫情帶來全球經濟下滑、政治動盪等巨大不確定性，以及中美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都面臨新發展局勢。

減美及沿線國家政治疑慮

張明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由於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低、風險高，導致私人資本參與率低，面對巨大的資金缺口，中國政府相繼倡議設立亞投行、絲路基金，並通過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金融機構投資「一帶一路」建設，但也由此引起中國政府出資比重過高的風險。「這一方面提高了經濟貿易問題的泛政治化風險，增加了美國和沿線國家的政治疑慮，導致投資安全風險高企，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增加國內產業結構失衡和產業空心化的風險，進而加劇基礎設施投資的政治風險和外部質疑。」

張明建議，亞投行進一步完善運營機制，撬動更多國家資本參與。首先是制定更加合理的貸款標準，既考慮亞洲借款國家多樣化的實際情況，也要顧及來自歐洲和其他地區眾多出資國對治理問題的關切，但不應複製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的所謂「最高標準」。其次是保障機構精簡和透明，避免傳統金融機構弊病從而獲得認可。第三是應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開發銀行保持良好關係，通過資金互助、市場協調、領域協調等手段在融資和技術諮詢方面進行合作，避開競爭，進行互補，實現共贏。

需着重建設營運知識分享

另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制度薄弱、治理不善是阻礙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缺乏資金往往是次要原因。亞投行在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時，更應側重將適合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最佳方法和技術知識進行跨區域分享，有利於項目實施和貸款回收。」

張明還建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減輕國內外匯儲備壓力，也有助於降低美元匯率風險和貨幣錯配風險。

（來源：香港文匯報A07：要聞 2022/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