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全球性通脹壓力之下，日本貨幣政策面臨困境，日圓遭遇國際對沖基金押注其匯率大幅貶值，已經使得市場開始探究「安倍經濟學」得失成敗。自民黨在日本第26屆國會參議院選舉中大勝，掃除了日本國會啟動修憲程序、廢除放棄戰爭和不保留軍隊的和平條款的制度障礙，也進一步抬升了外界對「安倍經濟學」的關注。

毫無疑問，作為戰後日本連續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在安倍晉三接近八年之久的第二次執政期間，改變了1980年代晚期以來日本最高領導層變動頻繁、窮於應付政爭、無暇顧及國家長遠大計的局面，進而以其「安倍經濟學」實現了以本幣計價的日本經濟較長時間增長、就業上升與股市上漲，解決了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上振作了日本國民的精神狀態，這是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少有的成就。但若在全球背景和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以美元計價，縱覽1980至2022年日本經濟國際地位與日本國民相對收入水平變動，可以看到，安倍未能扭轉日本經濟佔全球份額不斷萎縮、人均GDP持續下滑的大趨勢。

一、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衡量一個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變遷，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名義GDP、名義GDP佔世界份額、實際GDP佔世界份額、人均GDP相當於發達國家群體人均GDP比例是比較好的指標，自1990年代以來，日本上述四項指標總體均大幅度惡化：

以美元現價計算的日本名義GDP衡量，日本名義GDP在1995年達到55456億美元的高峰，隨後一路萎縮，僅2010至2012年重新超過這一水平，其後便再度萎縮，2021年為49374億美元，相當於1995年高峰的89%。

以名義GDP佔世界份額衡量，1980年日本已佔世界名義GDP的10.04%，1994年達到17.86%的頂峰，其後一路下滑，在安倍晉三首次出任首相的2006年跌破10%關口至8.89%，到2021年已經下滑至5.13%，僅相當於1980年代初日本所佔份額的一半。

以實際GDP佔世界份額衡量，1980年日本實際GDP已佔世界7.98%，在泡沫經濟破裂的1991年達到9.15%的頂峰，其後逐年下滑至2021年的3.84%，尚不足1980年日本實際GDP所佔世界份額的一半。

以日本人均GDP相當於發達國家群體人均GDP比例衡量，從195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這一指標持續上升，充分顯示了當時日本作為發達國家中公認「經濟優等生」的本色。1995年，日本人均GDP達到頂峰，相當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64%，2006至2008年跌破100%大關，到2021年已經下滑至76%。

二、未能扭轉經濟頹勢

再度拜相之初，安倍晉三就雄心勃勃宣稱「要用三支箭把日本經濟從滯脹拉出來」，但在日本經濟經歷了國際地位大幅度下滑的「失去的三十年」裏，「安倍經濟學」是否扭轉了日本經濟的頹勢？答案是否定的。

在安倍晉三首次擔任首相的2006至2007年，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1.4%和1.5%，低於上年（2005年）的1.8%；日本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名義GDP從2005年的48315億美元逐年減少為46017億美元、45797億美元，其名義GDP佔世界份額從2005年的10.11%逐年下降為8.89%和7.84%，下了一個台階，實際GDP佔世界份額從2005年的6.05%逐年下降為5.82%和5.61%，人均GDP相當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比例從2005年的104%下滑至95%、87%，是日本人均GDP自1983年以來首次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在其再度拜相的2012至2020年期間，「安倍經濟學」正式提出並全面實施，結果如下：除2019、2020兩年外，日本實際GDP有六年增長；以美元現價計算的日本名義GDP從2012年的62724億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50401億美元；日本名義GDP佔世界份額從2012年的8.35%萎縮至2020年的5.91%，亦即萎縮至2012年份額的七成；日本實際GDP佔世界份額從2012年的4.77%萎縮至2020年的4.00%，亦即萎縮至2012年份額的84%；日本人均GDP相當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比例從2012年的110%下滑至2020年的85%。

綜上所述，安倍晉三在兩次出任日本首相期間，日本國際經濟地位和影響力、日本國民在國際上的相對收入水平全面下降。「安倍經濟學」沒有扭轉日本經濟國際地位下行的趨勢，只是在一定時期內減緩了這種下滑速度，但多年實施「安倍經濟學」也帶來了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難以退出、財政健全化遙遙無期等負面後果，更將日圓匯率日益推向累卵危境。從產業、科技視角考察，日本同樣未能扭轉地位相對下降的趨勢。

三、效果不如「高橋財政」

放眼更長的歷史背景，比較安倍晉三與他推崇的高橋是清（1854至1936年）政績，兩人多有相似之處：同樣是在內閣頻繁更迭之後連續數年執掌權力；「高橋財政」與「安倍經濟學」基本政策主張接近；「高橋財政」與「安倍經濟學」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也都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嚴重經濟後果，都存在內在的不可持續矛盾。而從影響日本國際經濟地位及促進實體經濟部門真實產出擴張、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來看，「安倍經濟學」尚不如「高橋財政」：

首先，高橋當政時期，列強普遍實施匯率傾銷，高橋推行的日圓貶值政策並沒有降低日本經濟相對於除美國外其他列強的地位，「安倍經濟學」時則不然。

其次，積極財政貨幣政策旨在有效促進實體經濟部門真實產出，前提是經濟生活中存在足夠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閒置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1930年代的日本仍是一個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除顯性失業外還存在大量名義上就業於傳統農業部門、但邊際產出為零的隱形失業，真實閒置勞動力資源巨大，而21世紀的日本則不存在這種情況。因此，同樣是實施激進的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安倍經濟學」促進日本實體經濟部門真實產出的效果遠遠不如「高橋政策」。

不僅如此，高橋是清時代日本經濟能夠擁有充裕的剩餘勞動力供給，基礎是當時日本人口持續高速增長，1920至1930年，日本人口從5596.3萬上升至6445.0萬，十年增幅超過15%。安倍晉三時代日本人口在2008年首次出現減少，經過反覆，在2011年達到1.27831億的頂峰後連續十年遞減，2021年人口已經減少至1.25507億，比2011年的頂峰減少232.4萬，預計未來數年仍將保持逐年遞減勢頭。

四、日本教訓值得借鑒

儘管日本經濟佔全球經濟份額持續大幅度萎縮，但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裏，日本仍將保持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地位。同時，中日兩國文化傳統相近，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同樣作為後發國家而經歷了努力尋求發展之道。這一切決定了無論是將日本作為名列前茅貿易夥伴而研究判斷其經濟走向大勢，還是總結汲取其經濟發展經驗教訓，對中國都有重大意義。特別是作為綜合國力持續上升的新興大國，中國不僅要繼續聚焦對先行發達國家的「趕超」，而且要越來越重視防範「被趕超」，這是日本等國發展歷程對我們的重大啟示。

一個國家能否長期持續發展，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該國能否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正確自我定位；作為與日本一衣帶水的鄰邦，我們對日本對外政策的走向尤為關心，而我們對日本對外政策走向的反應，在相當程度上又應基於對日本實力及其發展趨勢的客觀、冷靜分析判斷。

（文章內容僅代表筆者個人意見）

（來源：大公報A13：經濟 2022/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