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 宇
日本經濟的歷史進程、特徵和經驗教訓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因而關於日本經濟的研究著述頗為豐富。作為典型的亞洲後發國家，日本實現了從追趕歐美到躍升為發達國家的成功範式，成為新興國家學習模仿的對象，同時其在經濟金融政策上的創新實踐也為歐美國家提供了借鑒。
日本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較長的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水平實現了比較大的跨越。但進入到20世紀九十年代、即日本平成時代（1989至2019年）後，日本經濟遭遇嚴峻的內外挑戰，經濟發展陷入長期的結構性困境。
一方面，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增長停滯。與大部分後發國家不同，日本自1848年「明治維新」即着手建立起了較好的工業基礎。20世紀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很快在八十年代末期出現增長下滑的趨勢。1985年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後日本經濟出現資產價格暴漲態勢，日圓匯率持續升值，但最終經濟崩潰。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92至2021年日本GDP年均實際增長水平僅0.68%，而1980至1991年的年均增速則達4.3%。
另一方面，日本的發展失衡問題比較突出。回顧日本經濟從追趕到崛起再到增長停滯的不同時期，日本經濟逐漸暴露出了嚴重的發展失衡問題，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模式，也表現在內外發展結構。由於日本所處地理區位環境特殊，資源稟賦相對較差，能源大多依賴進口，同時在歐美市場中政治角力，如早期的日本汽車產業、電子信息產業均遭遇過歐美的限制或制裁。日圓被迫升值及日本金融自由化均反映出日本經濟的內外不均衡問題。
此外，日本政府和企業在經濟發展鼎盛時期加大了全球產業鏈布局，海外投資廣泛興起，大量的產業鏈外遷，本土的生產製造出現了「空心化」現象，加上人口老齡化，日本國內需求受限，長期維持在低通脹的階段，依賴於寬鬆貨幣政策維持經濟運行，導致日本貿易赤字問題變得愈發突出。
日本經濟從長達30年的中高速增長逐漸轉入長達30年的經濟增長低迷，其間經歷了多次全球或區域經濟金融危機，因其對外依存度偏高且政治穩定性不足，導致經濟金融政策收效甚微，其中暴露出三個重要問題：
一、內需不足信貸萎縮
一是資產負債表的衰退與修復。長期的低利率、低通脹與高債務問題一直是「日本病」的典型表現。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增長停滯，並且出現長達15年之久的金融機構破產潮。經歷了泡沫經濟和破產潮後，日本的資產負債表開啟了衰退周期，經濟學家辜朝明在《大衰退》和《大衰退時代》兩本書中，用「資產負債表衰退」解說作了進一步解釋。
資產負債表衰退意味着企業和居民追求的不再是資產規模最大化，而是負債比例最小化，為避免技術性破產對借貸更加謹慎，償還債務主導了企業生產投資，忙於修復資產負債表，導致信貸需求萎縮，國內需求不足，進而出現資產負債表加速衰退的趨勢。
二、寬鬆幣策作用不彰
二是寬鬆貨幣政策的成敗得失。經濟學家白川方明認為，金融危機過後必然導致經濟衰退，寄望於寬鬆貨幣政策進行刺激的作法並不十分奏效，貨幣政策能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與辜朝明提出的「量化寬鬆陷阱」的觀點基本一致。
歐元區經濟同樣經歷了長達20年的低增長和低通脹，與日本所經歷的周期有相似之處，但歐元區仍依賴於寬鬆貨幣政策，顯示出政策的弊端。辜朝明在分析歐元區經濟時提出，歐元區需要財政刺激，但部分決策者錯誤將資產負債表問題當作結構性問題，重蹈了日本20年前的錯誤。反觀美國聯儲局和歐洲中央銀行在應對通脹問題上的表現，一方面是錯判了通脹的形勢，延誤了政策實施的機會窗口，帶來嚴重的「滯脹」風險，另一方面設定的平均通脹目標並無新意，反而成為延遲加息到最後被迫超預期加息的「藉口」，造成通脹問題日益嚴峻。
歷史經驗證明，債務驅動和寬鬆貨幣政策維繫的發展模式已經逐漸失靈，如果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將很難從根本上避免危機的發生，早在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日本的教訓」已經進行了驗證，但歐美國家能否真正汲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並無定論，現實的政策框架有必要作出更新調整。
三、結構性問題未解決
三是長期懸而未決的結構性問題。白川方明認為，由於經濟和社會是複雜的適應性系統，即使最初看來很合適的規則，也不可避免地會逐漸失去其有效性。一方面，短期的政策刺激卻無法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包括白川方明提出的產能過剩問題，以及人口紅利消失和人口老齡化問題；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發揮需要借助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激發社會信心，引導企業加快創新，妥善解決民生保障問題。
辜朝明認為，2012年提出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即「積極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結構改革」，對日本經濟復甦起到了較大推力，卻因新冠疫情而中斷了。
經濟學家小峰隆夫則認為，安倍政府上任初期通過推動日本產業復興、加大減稅、增加公共投資等政策舉措刺激了經濟增長，最初取得了積極效果，但2014年4月後又再度停滯不前，2016年的新版「安倍經濟學」政策聚焦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但取得的實施效果較為緩慢。同時，日本的財政收支平衡已經惡化到了近乎危機的程度，如果放任不管，將會出現「財政破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的數據顯示，日本一般政府總債務佔GDP比重從1990年69.35%，增加到了2021年的263.14%，增幅達193.79個百分點。事實上，「安倍經濟學」並未從根本上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結構性問題，包括人口老齡化、貿易赤字、潛在增長率下降，以及日圓匯率等問題。
結論：增長須更注重質量
研究日本經濟不能忽略其歷史和國際國內背景。前文三位學者本身親歷或主導了政策制定，從其分析中一方面可以比較全面地認識到日本經濟長達30年陷入衰退的問題，特別是對政策細節和實施效果有比較客觀的評估；另一方面通過不同的視角能夠從結構性方面，而不是單純的數量（或數值）上對日本經濟進行簡單的定性評價。
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或多或少經歷過或正在經歷「日本化」問題，如何解決結構性問題就變得至關重要。白川方明認為，目前有關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的主流觀點脫離了現實，研究問題的出發點應提供討論所必須的信息或資料，並置於合理的假設，必須認識到自身知識的局限性。研究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現象具有現實意義，前提是對日本經濟問題和背後的結構性因子進行深入分析，以「前車之鑒」比較各國經濟實際發展進程、差異特徵以及結合國際環境變化，從而為應對「日本化」問題提出好的應對政策方案，避免重蹈覆轍。小峰隆夫則認為，日本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未來日本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差距便是現在一代與將來一代人的差距，即財政赤字的增加成為了下一代人的負擔。
三位學者一致認為，大部分經濟體都會經歷從中高速增長轉向緩慢的增長階段，關鍵在於如何確保經濟增長的質量而非單純的數量。因此，既要靈活運用這些啟示，也應避免完全照搬他國經驗。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來源：大公報A11：經濟 2022/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