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靖海侯
一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在講話全文第21段的一句話， 關係重大，應當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希望全體香港同胞大力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
在《全面解讀：習主席在香港留下的「作業本」》，靖海侯就指出：
「一國兩制」是有機體也是矛盾體，香港是有機體也是矛盾體。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香港需要做的是守住底線、找到主軸，運行在正確軌道上。而「主流價值觀」就是這一切的牽引，防止其脫軌失序的最大保障。
這一點，是李家超和特區政府今後努力的方向；實現這一點，就可以證明李家超和特區政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或者進一步說：香港有什麼樣的主流價值觀，就有什麼樣的狀態和生態，就有什麼樣的氣質和氣勢；這一香港的精神內核，決定了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也決定了香港走向繁榮穩定，還是再度陷入波詭雲譎，繼續流浪漂浮。
一個健康、正向、積極的主流價值觀形成了，香港才能徹底擺脫「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殖民統治的陰影，找到自己的家園歸宿；香港才不會永遠徘徊在「人心回歸」的路上，才能真正成為中國南海一個可信、穩定的存在。
這事，直觸根本，極其重要。
二
主流價值觀的形成，並不容易。
有前輩講，從意識形態到話語體系，從話語體系到主流價值觀，三階遞進、迭進，文化外化、升華，囊括了並牽動着一個群體、一個地方的全部。
香港所面臨的，首要的便是意識形態問題。
2021年7月25日，東京奧運會羽毛球賽場上，伍家朗代表香港出戰分組賽。
身穿一件全黑T恤，衣服上無區徽區旗標識。這，引起了FB上一名叫「家明」的網民注意。
「世界排名第9的伍家朗，今早首場出戰，戰衣品味相當出眾，全身純黑冇brand logo，亦沒有多餘的紅，很養眼。」
黑色、黑衣，這一在「修例風波」具特定含義的顏色和衣服，早已通過一場浩劫深深刻入了不少香港市民的腦袋中，成為了「黑暴」的代言。
於是，爭議擴大升級，有人喊出了「不想代表中國就退賽」的質疑，響應者云云。
隨後，伍家朗敗陣，他解釋道：按特區法律，區旗使用須經行政長官批准，否則官方機構嚴禁使用。自己又沒有贊助商，所以不能在奧運戰衣上掛上區旗。
輿情反轉，指責伍家朗的人又因此遭受「網暴」。
此例，正折射了香港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有愛國愛港，有反中亂港；有鬥爭精神，有批鬥風氣；有政治正確，有泛政治化。
有學者指出，佔有優勢地位的意識形態以一種「中立」的姿態呈現，而所有其他與這個標準不同的意識形態，則常常被視為極端。伍家朗球衣風波所凸顯的，正是香港社會存在的一種文化危機。
而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指出，當一個社會產生了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因迷失方向而產生了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
伍家朗球衣風波表面上是人的義憤填膺造成的，本質卻是社會一度被反中亂港勢力和活動騎劫的結果，即：人們的思想在被暴力洗腦、衝擊中，被禁錮在了一個極具張力的場域中，社會處於情緒易燃的不穩定狀態。
經歷了「修例風波」劇烈衝擊的的香港，在香港國安法後恢復了平靜秩序，但深層次的社會心理文化還需重新建構，這就如克利弗德·紀爾茲所言，香港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塑造她的底層運行邏輯。
三
「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體現於良政善治，最終還是要落腳並沉澱在社會和諧穩定上，這便是文化的範疇。
可以說，潛存的由心理集成的意識形態，表象的思想外化的話語體系，成為社會倫理約束的主流價值觀，就是香港文化建設的三支柱、三部曲。
再轉到香港的話語體系層面。
話語體系，discourse system，福柯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
「知乎」上有人舉的例子很生動：
有A、B、C三人，經過長時間接觸後，B覺得無法融入A、C的圈子，那麼很有可能就是因為B的話語體系與A、C不同。
因為話語不同，且一直不能融入，B就會產生出與之抗衡的想法，心理開始牴觸，甚至用暴力讓他們閉嘴。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理解溝通的基礎，話語體系正是為溝通搭建的「時空」。人都不在一個時空裏，何談文化認同、思想共鳴、同心同行？
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和主流價值觀三者中，香港的話語體系問題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亂象叢生、積弊甚多，甚至需要回歸常識層面，再審視，再重建。
四
當在央視視頻裏喊出「香港加油」時，張學友不會想到這句話給自己惹來的麻煩。在《罵張學友，是一種「創傷後應激障礙」》，靖海侯對此做了分析。
7月5日，香港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於點新聞網站刊發文章——《不宜把中性用語拱手相讓》。文章指出，「香港加油」及「衣着顏色」等，都是中性用詞。如果我們認為這些用詞具政治含義，就相當於把它們拱手相讓給了「黃絲」「黑暴」。
馮煒光所說的，便是不折不扣的話語體系問題，包括定義權、解釋權在內的話語權問題。認為「香港加油」有惡意和「港獨」色彩，便是認為它們已經由反中亂港勢力定義。而那些反對「香港加油」的人，恰恰接受了反中亂港勢力的話語邏輯，掉入了其話語陷阱。
香港的話語體系問題，概括起來，有很多表現：
1.語彙上。高度的本地化和夾生的國際化，不中不西，與中華文化傳統論述體系總有些脫離。而在香港老一輩文化人（如饒宗頤、金庸）相繼去世後，香港的文化高地下移，在跟國家和內地的溝通中總有些別扭。
2.語義上。經過150餘年的被殖民統治和25年的風雨風波，香港本地積累了一整套廣博的文化概念，將一些司空見慣的話語異化，重新定義。如「建制派」與「民主派」，「藍色」與「黃色」、「黑色」，「香港人」與「香港加油」，「中港澳」等等，都被反對派變成了具濃厚政治色彩的詞彙，且通過這些詞彙宣揚理念、打壓其對手，誤導香港的民眾。
3.語言上。香港語彙和語義上的問題也都是表象問題，語言問題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在《中國人用中文，可以嗎？》一文中，靖海侯分析道：
語言不是小事。
從《中英聯合聲明》裏我們能看到這一點，從管治以及國民身份認同角度，我們更可以看到其作用和影響。把英文作為第一正式語言，正是港英政府留給香港的「餘毒」。
語言，是思想的載體，關乎理念，關乎價值取向，本身就附加着太多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的內容。
英國詩人莫里斯曾經一針見血指出：語言的非交流作用跟它的交流作用一樣重要。比起任何其它社會風俗來，語言在群體與群體之間設置了更大的障礙。比起任何其它事物來，它更能將個人同化於某一確定的超級部落，更能阻止個人逃向另一群體。
88.9%的人講廣東話，1.9%的人講普通話，4.3%的人講英語，而香港特區政府及很多公營機構、法定機構堅持用英文作為第一正式語言，是否必要合理？
正是因為語言不通，香港與內地的交流總是不暢，特區在貫徹中央決策部署上總是不得其要旨，香港社會總是理解不了內地的話語體系，而國家議題總是難以南下、深入香港，香港難以實現與國家內地真正的同頻共振。可以說，正是因為語言問題，兩地間存有巨大的障礙，讓文化衝突變得普遍且頻繁，人心回歸難以破題、一直艱難。
而香港的語言問題，又主要有兩個：
1.普通話推不下去；2.英語高高在上。
要重建香港的話語體系，必須啟動語言改革，尊重普通話地位，崇尚說普通話，特區政府帶頭實踐，學校普遍應用，才能徹底打掉異化了的社會文化思潮，拿回語彙語義的定義權和解釋權，全面拉近香港與國家的心理距離。
五
研究了意識形態的問題，解決了話語體系的問題，塑造並大力弘揚「主流價值觀」就有了基礎，有了舞台，有了實踐，有了呈現，有了可能。
這是香港步入新階段文化的進步與配套問題，茲事體大。
陳顧遠在上世紀60年《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中說：文化不是一種「存在」，其本身乃是一種「演變」；倘若不能演變而衰微而靜止，便成死的之文化，也就失去文化對人生之價值。
如果文化不能演變，失去的又豈止對人生價值的引導，失去的還會是香港真正的多元一體、自由包容，香港這個城市最獨特的地方。
香港需要正視這事，特區政府需要正視這事。
「皇后大道西
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
轉皇后大道中」
羅大佑1991年這首具政治隱喻的歌曲，不管其悲觀還是樂觀，卻道出了國家和香港的共同憂思。
正確的意識形態，健康的話語體系，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一旦形成了，就是徹底擺脫這些憂思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才真正擺脫「孤島」的心理羈絆，變得自信起來，真正笑傲於中國的南方、世界的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