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婷婷

我是在一九五○年加入《大公報》的，一開始擔任校對員，後來又在要聞課及經濟課任職，直至一九八九年退休。回首那將近四十年的時光，最令我難忘的便是同事們互相關心愛護，親如一家，這份細水長流的情誼與感動，使我把報館視為自己的家。

加入《大公報》時我只有十九歲，是年紀最小的員工，同事們的關照使我很快就融入了這個大家庭。作為一份歷史悠久的報紙，《大公報》在報道方面有諸多特色及要求，如副標題必須由八個字組成，且需同時包含主語、賓語及動詞三個元素。為了提升我們的業務能力，報館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培訓，其中要聞課主任趙澤隆親自教我們起標題時如何抓住重點；編輯陳凡則教授我們寫作知識、如何收集採訪資料等。此外，還有社會發展史等方面的課程。副總編李宗瀛也親自上陣教授英文。

在前輩們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我的新聞素養不斷提升，在面對重大事件時亦能迅速做出判斷並與同事相互配合，務求將最重要的訊息呈現給讀者。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負責收聽外國電台新聞的何巧生大姐忽然從廣播中聽到了美國前總統肯尼迪遇刺的消息，當時要聞課同事已經全部下班，僅剩何大姐、趙澤隆與我三人，印刷部門也已開始印刷當天發行的報紙。趙澤隆當機立斷，打電話要求印刷部門停機，我和何大姐也隨即開始聽廣播，在昏暗的燈光下奮筆疾書，記錄與翻譯外國媒體對相關事件的報道。走出報館時，天空已有些蒙蒙亮光，但我們都不覺得疲憊。那天上午發行的報紙中，全香港只有《大公報》報道了這一事件。每當想起那天的經歷，作為媒體人的自豪感便會從心底油然而生，而這也正是《大公報》人的責任與使命。

報館的工作緊張而忙碌，但生活十分充實。那時每晚十一點都有餐宵夜食，凌晨放工後大家又會一起去銅鑼灣的酒樓和大牌檔食宵夜。放假期間，大家還經常一起旅行、郊遊。此外，報館還有合唱團、籃球隊、舞蹈隊等，讓同事們充實自己的業餘生活。我是舞蹈隊成員之一，每逢報慶、國慶，大家便會表演節目，為喜慶的節日增添歡樂的氛圍。

上世紀六十年代，工聯會籌建工人俱樂部需要資金支持，《大公報》舞蹈隊便與長城、鳳凰、新聯三大電影公司的當紅明星組成演出團，在全港各大戲院舉行義演進行籌款。我們在演出中表演的是「紅綢舞」，需要八名成員同時舞動紅綢。紅綢長一丈半，寬四呎，由於演出人數多，舞台空間又十分有限，只要綢緞稍有觸碰，整個表演便會中斷。負責教舞蹈的李敏菁是同事李栩生的太太，她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我們每次練習結束後，雙腳都痛至無法入睡，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個多月。不過也正是她的嚴格要求，才讓《大公報》的「紅綢舞」譽滿全港，不僅登上了娛樂戲院、利舞臺、普慶等港九著名大舞台，更是每場演出的壓軸節目，場場掌聲爆滿。

在《大公報》這個大家庭中，我也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我的先生曹驥雲與我同年加入《大公報》，他起初任職校對，後轉入要聞課，先後從事翻譯、編輯等職。我們在一九五七年結婚。一九九六年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輟，常去圖書館看書，為《大公報》撰寫評論文章。他過去也常常說：「報館就像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同仁愛報，上下親和。」我們也時常參加退休職工的聯誼會，和過去的同事們回顧那段年華。

《大公報》見證我從小姑娘步入耄耋之年，而我能陪伴它走過崢嶸歲月，見證香江滄海桑田的變化、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也着實與有榮焉。期待它繼續書寫下一個更加精彩的篇章！(作者為《大公報》前要聞課外電翻譯、經濟課編輯）

（來源：大公報A18：大公園 2022/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