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張帥）大公報於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今年迎來出版一百二十周年。大公報著名記者張高峰之子、原工人日報副總編輯張刃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說，大公報由一張地方報紙逐漸發展為全國輿論重鎮，以「愛國」為底色，本人民立場，傾報國情懷，記錄跌宕國運，產生深遠影響。

作為中國報業唯一跨世紀的「金字招牌」，大公報培養一大批傑出新聞人才，張季鸞、王芸生、范長江、蕭乾、徐盈、子岡、朱啟平、張高峰、呂德潤、徐鑄成等名記者群星閃耀。縱觀近現代報業史，鮮見如此「大公現象」。

翻開《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其中一百○八個中國新聞界名人的辭條，屬於大公報的名人佔了十二個。另一部由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編輯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為六十位大公報記者立傳。中國新聞史上親臨現場採訪巴黎和會的唯一中國記者、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個深入邊區採訪的內地記者、「二戰」期間長駐歐洲的唯一中國記者，都來自大公報。

大公報緣何人才輩出？張刃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識人」，大公報用人不計學歷、不問出身，唯才是舉。許多名記者都不是新聞科班出身，有的甚至沒有大學學歷，都是借助大公報這個平台成才的。譬如，范長江、子岡都沒有讀完大學，徐盈、呂德潤、張高峰雖然大學畢業，但分別學的是農業、財會、歷史，朱啟平先是學醫後來改行，他們都熱愛新聞工作，有追求，肯努力，才成就了自己。

「發路費」「撒手幹」培養新血

張高峰生前回憶加入大公報時的情形說，當時只是一個在校大學生，與大公報沒有任何人事關係，完全靠投稿被錄用。而且還未「轉正」時就向報社提出，希望發給他一個只給正式記者的「收報人付費新聞電報憑照」，沒想到報社居然破格同意，這使他越發珍惜，願意努力工作。

大公報為記者的成名創造了必要條件，他們也為大公報的輝煌作出了貢獻。一九四三年初，二十四歲的張高峰被大公報派赴中原前線，採訪並發回通訊《豫災實錄》，揭露河南遭受「水、旱、蝗、湯（恩伯）」四災的悲慘情景；王芸生據此配發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觸怒國民黨當局，處罰大公報停刊三日，震動大後方，成為中國新聞史上一段公案。正是這篇著名通訊，讓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饑荒留下了歷史痕跡，也成為新世紀電影《一九四二》的原始素材。

張刃說，「大公報獨特的採編運作方式之一，就是充分尊重和信任記者，包括採訪、寫作任他們『信馬由繮』。」他還介紹了兩個掌故：一是有人曾問王芸生「大公報怎樣保證記者採寫出好新聞」，王芸生回答三個字：「發路費。」二是有人問他「大公報怎樣培養記者」，王芸生回答還是三個字：「撒手幹！」可謂言簡意賅。此外，大公報還有一項獨有制度──除非有重大差錯，對記者的稿件一般不做修改而照登，意在尊重記者的勞動，保護記者的積極性。譬如記者子岡寫稿從來都是龍飛鳳舞，很難辨認，這對編輯的耐心和精心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保持記者本色 願為百姓發聲

張刃自幼生活在津京兩地的大公報「圈子」裏，熟稔大公報的許多人和事，並且與大公報多位前輩都有着長期的聯繫交往。他說，徐盈、子岡夫婦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但在工作中始終保持記者本色，他們在報道中抨擊國民黨倒行逆施，揭露社會黑暗，在更大程度上是出於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即使在晚年，他們在與張高峰的通信中，談得最多的是工作，是真實記錄歷史，是為百姓發聲。

「強烈的愛國情懷，幾乎是大公報人所共有的。」張刃提到，抗日戰爭期間，大公報幾度遷移，天津館、上海館、漢口館、香港館、桂林館相繼毀於戰火，但報紙宣揚抗日的聲音從來沒有中斷，直至抗戰勝利。周恩來總理一九五八年談到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時，最先肯定的就是：「它是愛國的」。

大公名篇傳誦至今

在中國新聞史上，大公報以獨具特色的「文章報國」辦報實踐而聲名遠播。張刃認為，稱大公報為「晚清以降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並不為過。大公報內容之豐富，涉及之廣泛，猶如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百科全書，其中佳作眾多，名篇報道至今仍光輝閃耀。

張刃提到大公報名記者的作品如數家珍，如呂德潤的《隨B-25轟炸機轟炸記》、朱啟平的《落日》、曾敏之的《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等，都是大公報曾經產生重要社會影響的篇目。

《隨B-25轟炸機轟炸記》記錄了呂德潤一九四四年八月登上中國空軍執行轟炸密支那敵人大倉庫轟炸機上的生死體驗；《落日》是朱啟平在密蘇里艦上記錄的日本投降儀式的歷史性一幕；《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是曾敏之在國共和談行將破裂、內戰陰霾籠罩中華大地之際對周恩來專訪，讓國統區讀者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共產黨人形象；《重慶百箋》是彭子岡在重慶採寫的近百篇刻畫社會生活、揭露統治黑暗的通訊報道，後來公認為是可以與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相媲美的傳世之作。

新聞專電見證報人素養

張刃說，社評、通訊、星期論文之外，新聞專電也是大公報的一大特色。所謂專電，是報社派駐各地記者通過無線電報的形式向編輯部發回的當日新聞。新記大公報時期，新聞版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專電，最短的只有二三十字，最長的不到三百字，報道各地的最新動態和相關消息。

「通過專電刊出的時間，可以想見，記者是隨時隨地在『搶』新聞，不斷地追蹤、補充，不停地向報社發回電報。」張刃表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無線電報是最快捷的信息傳播方式，報紙通過記者的新聞專電迅速及時地發布新聞，搶先手，佔獨家，以此贏得讀者。報人對事物的觀察、細節的捕捉、對材料的取捨和新聞背景的運用以及對新聞價值的判斷，以及職業新聞人的素養與功力，都在短小精悍的專電能夠得以體現。

新聞專電強調「即採即發」，有時為了更快捷、搶發新聞，還需要記者自己譯成由阿拉伯數字組成的電碼，直接交電報局拍發。張刃說，他兒時就見到過父親自備的電報電碼本，「想想那時沒有打字機，更沒有電腦，所有稿件都要手寫，還是豎行繁體字，可見當年做記者很不容易。」

子承父業 筆耕不輟

張刃十七歲到山西「插隊」，從下鄉知青到車間工人，再到機關幹部，人到中年卻辭去公務員職務，「子承父業」做了新聞記者，直至退休。他回顧自己的經歷，認為「做得最好、最適宜的」就是二十多年新聞生涯。

張刃說，張高峰走上新聞記者之路有兩個背景。一是青少年時代眼見國勢頹危，人民困苦，立志發聲報國；二是得益於鄒韜奮、范長江兩位的鼓勵。一九三八年他與兩位先後交往，並且加入了范長江領導的國際新聞社和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從此走上新聞之路，才有後來的加入大公報。

關於大公報人對他的影響，張刃回顧說，大公報諸前輩晚年為文，對文章依然「斤斤計較」精益求精，時間、人物、地點、背景和事情的來龍去脈，某個細節不弄清楚絕不輕易放過。「他們年輕時在大公報養成的習慣和作風，保持了幾十年。」

記者問及張高峰晚年生活，張刃說，記憶最深的就是父親伏案的身影。一九七六年之後，張高峰重新工作，編輯文史資料之餘，恢復了給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和文匯報寫稿，幾乎每天都在寫，一直寫到他生命的終點。「記者是可以幹到拿不動筆為止的職業」，這是父親說過的讓他記憶最深刻的一句話。

退休以後，為了研究大公報，張刃整理了父親留存的文稿、書信、筆記、剪報，查閱北京、重慶等多地圖書館保存的大公報，一些抗戰時期的報紙因為材質差如今已薄如蟬翼，只能翻閱縮微膠片，拍照後逐字謄寫，累計近二百萬字，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多本有關大公報的著作。

（來源：大公報A16：副刊 2022/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