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踏上科研學術路,其後轉往加拿大進修,2000年返港並在香港城市大學任助理教授,2003年創辦科技公司,2013年重新專注大學科研工作,2019年當選加拿大工程院院士,2021年膺選為歐洲科學與人文學院院士,同年12月「跨界」從政。立法會議員、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孫東,不論從學術還是科技產業層面,都見證和參與本港科研界於回歸25年間的起起落落,個人經歷相當豐富,更充滿突破。國家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他強調香港要抓緊這機遇,推動科研發展,「香港是塊福地,守着內地這麼龐大的市場,這麼多的人力資源……所以我們要充分利用,搭上國家飛速發展的快車。」
「探索未知領域和道路,勇於嘗試新事物,我認為這某程度也是優秀科學家的基本素質。」孫東早年的一個探索,源於1994年應導師邀請,由清華大學轉到中大,攻讀機械人與自動化專業博士,「初來時很是吃驚,當時還不知道香港的大學發展得這麼好、這麼快,有輕鬆的學術環境,而且勝在與國際接軌,英文教學……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香港學術地位不錯,對全世界有很強吸引力。」
博士畢業後,孫東轉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並於當地收穫了寶貴經驗,「在北美一個好的大學教授,一般都要同工業有緊密連繫,加拿大想做大學助理教授,亦要有工業經歷。」這讓他比當時的港人更快一步,了解科研轉化應用的重要性。
香港回歸祖國後,開始規劃科研發展,「時任特首董建華提出了數碼港、中藥港、晶片,香港確實需要這些科技產業」,加上孫東始終覺得中國人在自家地方發展,潛力更大,於是在2000年回港,翌年其首個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獲得批准,2003年正式開辦科技初創公司,更多次獲得香港工業獎。香港出入境設施「e-道」目前使用的P-beam人體感應傳感器技術,就是出自該公司的專利發明。
遺憾在那個年代,科研轉化並非主流,「當年很多人覺得做學問就是做學問,出論文就好,唔會有強烈動力認為大學工作一定要轉化成果」,再加上回歸初期本港先後遇上金融風暴、沙士等大環境影響,縱有好的科研想法和方向,最終亦未能如願落實。
科技發展須由政府做主導
「2003年沙士後,科技沒有起來,這是因為香港房地產恢復很非常快,後來又開放了『個人遊』,『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就差不多是那段時候提出,大家覺得搞房地產、旅遊、物流很容易賺錢,點解我要搞科技,又辛苦,於是發展就慢了……」孫東慨嘆,特區政府過去奉行「小政府大市場」,但對科技發展而言,必須要由國家或地區政府做主導,「要發展科技產業,政府要有指引,加上科技產業剛開始時需要較多投入,回報較慢,如果只推給市場,很多人就不願意冒這個險,因此政府必須更有所為。」
後來,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浮現,先後經歷違法「佔中」、黑暴,香港學術地位也逐漸被新加坡超越,另一邊廂深圳科研產業飛速發展,令香港面對人才吸引力大不如前的挑戰。
創新經濟有共識 利科研發展
到2020年,香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但有別於當年沙士,今次疫情促進了不少科技發展,「香港在這些年來已試過各種各樣的機會,這次已經無路可走了,除了發展自己的新興產業,進行經濟轉型」,孫東指出,香港社會現在已有共識,認同要創新經濟,加上香港國安法落實及完善選舉制度,讓社會恢復穩定,連帶為科研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更重要的是,國家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所謂有危才有機,現在我哋睇到香港存在的問題,對未來路向亦非常清楚」,孫東坦言,在香港回歸初期,國家對香港的取態是傾向「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國家更強大,對香港未來發展定位亦有更清晰的闡述,有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香港是塊福地,守着內地這麼龐大的市場,這麼多的人力資源……所以我們要充分利用,踏上國家飛速發展的快車。」他相信只要抓緊機遇,本港未來科研發展必定充滿希望。
提升科研生態圈 培養自家人才
「1994年我剛來港時,薪水(博士生津貼)是9,000至10,000港幣左右,而那時候內地大學畢業生,收入才約100元人民幣,加上當年港幣比人民幣還『值錢』,根本天淵之別。」孫東表示,科研發展的重中之重在於人才。香港昔日在國際招聘人才方面具競爭力,近年卻逐漸喪失優勢,情況令人憂慮。他又強調,香港要發展科技產業,就需要提升整體科研生態圈,才能讓學生和家長看到就業前景,吸引他們選擇投身科研學習,培養自家人才。
擔任系主任超過十年的孫東分享,由香港回歸祖國初期到2000年前後,很多優秀內地專家以至院士都很願意到香港做訪問學者,「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忘了從哪年開始,我們基本上就請不來內地頂尖專家任訪問學者,很少了。」
另一個變化較大之處是海外招聘,他表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能夠在香港工作對全世界華人學者而言是非常值得開心的事,「不僅薪水比其他地方高,整體學術氛圍也很有吸引力。……十多年前我們招人還很是不錯,有很好的申請者。最近幾年也有好的,但數量明顯少了,有時給了offer,對方都未必來,結果到內地去。」
港由亂到治 恢復競爭力
孫東本身在內地學府任顧問,「有時會留意內地招到的人選,他們都很好,但卻bypass(略過)香港了。這是一個重大變化,海外招聘數量大幅下降,我們的競爭力在喪失,這點是讓我最着急的事。」他補充,這不排除與近年社會動盪環境有關。他期望香港由亂到治,特別是疫情緩和後,可逐步恢復於國際間的人才競爭力。
談到香港近年日益重視STEM教育,孫東認為這是好事,「20年前根本無人講,講都無人理你……2000年我教智慧自動化(Intelligence Automation),那時候講AI幾乎就是過街老鼠,別人會覺得『無用的』、『人工智能騙人的』……」歸根究底,還是要靠香港整個創科氛圍帶動,「如果無創科產業,而只有STEM課程,即使學生有興趣,家長都唔會畀佢選科。」
他強調,香港要形成新的創新型經濟,也認同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明要提升整體科研生態圈,深信未來包括北部都會區等多個與創科相關的規劃,可為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
「優秀成果都是科學家年輕時做出來」
談到香港未來的科研發展,孫東多次強調人才的重要性。他期望香港未來繼續加大科研投入,特別是對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支持。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重視「以結果為目標」,本港未來5年的創科發展應該有更清晰的願景,「說白了就是要有一個5年計劃,做什麼,實現什麼,達到什麼狀況……都要有具體指標。」
孫東表示,身為科學家,他當然希望繼續加大基礎科研的投入,「未來是新興產業的發展,科學創新非常重要,一個新發現、進展就能改變整個行業的發展。香港基礎科研好、大學強,必須充分發揮優勢。」
他特別強調,對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支援投入尤其重要,「很多優秀成果,都是科學家們年輕時做出來的。有時候中小團隊做的科研,往往到最後起關鍵作用,要加大對他們投入,自然事半功倍。」
事實上,自從開放內地科研資金「過河」以來,香港學者可申請的國家科研資助項目愈來愈多,「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是其中之一,「內地項目經費『過河』到香港當然好,但畢竟名額有限。希望將來香港推出新資助計劃時,能夠對我們的中、青年人更多支持一些。」
孫東又認為,值得探討如何讓李家超提倡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應用至創科層面,包括「5年後,香港的科技布局是什麼樣子,新興產業情況如何,大學科研投入、成果又是如何,多少個成果得到轉化,多少新興產業的公司建起來,特別是我們跟內地的合作,深港合作圈的發展情況如何,前海我們參與了多少等等」,這些都是值得關心的目標。
大學制度應「鬆綁」 勉學者參與轉化
孫東於2003年在港創立城東科技(香港),是科學園首批進駐的初創公司之一。身為過來人,孫東坦言,當年辦初創並不容易,相比之下現在大環境明顯更好,各類創新、種子基金出現,都為初創帶來更多支持。惟他同時強調,由於香港強於大學科研,故各大學未來應在制度上「拆牆鬆綁」,包括在大學教授評估、知識產權處理等方面提供更多彈性,鼓勵更多學者參與應用轉化,促進本港創新經濟發展。
「我在過去25年的學術生涯大致可分成兩部分,頭半段集中做應用研究,當時想法非常簡單,就是想將我的科技所長,變成公司為社會服務,但過程還是經歷不少難關,跟當時大氛圍有關。我覺得不算是失敗,但亦不能說很成功……」孫東坦言,當年在香港開科技公司,很難找到投資,近年情況正明顯改善。
轉化科研成果 仍有不少局限
孫東約2013年決定轉出公司業務,回歸學術科研,在研究範疇上亦「轉換跑道」,從機械人與自動化、機電一體化課題,轉往相對新穎的機械人與生物醫學工程,「當時我強烈感受到,對未來香港發展來說,生物醫學工程是很重要的方向,香港一直重視醫療健康行業,而我的課題剛好可以往這方向轉,有同事笑言我在學術界做了一個『華麗轉身』。」
孫東在「後十年」間取得不少學術成果,還收穫了一些院士的頭銜,「這也許說明了,專注於學術科研,可能會較易取得一些成績。」但他亦指,香港的科研重心始終在大學,因此想要實現經濟轉型,大學無可避免要發揮更重要作用。但本港的大學學者要辦公司轉化科研成果,仍面對不少局限。
「包括工時問題、申報程序等非常繁瑣,還要經常匯報,不少人望而卻步……也許大學擔心教授辦公司會出事,影響大學聲譽,蒙受不必要損失……又或是難以劃清教授在外面公司行為和學校教學行為等等。」孫東說,理解大學有自己的考量,但目前科研應用正值香港發展需要。他呼籲各大學採取更開放態度,「從專利使用,對教授辦初創的政策靈活性,在大學教授的評估當中,提高對從事應用研究和辦初創公司等行為的重視程度等,都應有所改變。」
(來源:香港文匯報A04:要聞 2022/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