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西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滅掉六國中位處山東的最後一個國家齊國，統一華夏大地，建立秦朝。秦國能夠橫掃六合，建立我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皇朝，原因很多，但其中與「物勒工名」的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春秋初期起，齊、晉、秦、楚等國就已經強調，製造產品，要取其用，不取其數。因此之故，這些國家在原材料選擇、製造程式、加工方法、品質控制、檢驗方法等都有統一的標準和規定，更專設負責監察品質的官員，以此保證製成的器物尤其是兵器裝備都是最好用、最耐用，增加王國的戰鬥生存能力。秦王嬴政時，其相邦（宰相）呂不韋更把這個做法推至完美，制定了「物勒工名」制度，使品質控制做到滴水不漏。在此後的兩千年，這個問責制被歷朝歷代完整地傳承下來，成為我國手工業產品巧奪天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簡單地說，「物勒工名」就是製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一旦品質出了問題，朝廷便可以據此層層追究責任。幾十年來，陝西兵馬俑出土了上萬件青銅兵器，每一件都刻有相邦、工師、工丞、工匠4層負責人的名字，使到任何一個品質問題都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到責任人。秦國律法對失職者的嚴苛懲罰在歷史上是著名的，這保證了各級官員在監督器物製造時絲毫不敢怠慢，使務求做到盡善盡美。所有從兵馬俑出土的青銅兵器，其準度誤差僅為0.8-0.02毫米（mm），水準之高媲美現代工業，由此可見「物勒工名」問責制的威力。

秦始皇過度嚴苛的做法當然不足取，但其「物勒工名」的賞罰分明精神卻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間公司，以至一個家族賴以長久昌盛的因素。從兩年多前的湖北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所有在防疫方面掉以輕心或疏忽誤事的內地官員，不論官職高低，一律被依法追究責任，根據過失的大小受到公正的懲處，國家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動態清零，底氣在此。

在香港，特區政府實行「政治問責制」多年，其設計原意也與「物勒工名」的誰辦的事誰負責，賞罰與表現掛鈎類似。按道理，這個制度應該能夠有效地督促官員，早早便可以把疫情控制住，集中精力拚經濟，可事實上並不如此。遠的不說，單看這次海嘯式爆發的第五波疫情，便知道此「政治問責制」已幾乎形同虛設，這也是香港的疫情沒完沒了的最重要原因。

「物勒工名」之所以有效，就是追究有名，加上秦國賞罰盡皆按法而行，有功賞，犯錯必追究，並無親疏貴賤之分，所以各級官員們辦事必定竭盡全力，唯恐惹火燒身。香港這次的第五波海嘯疫情從國泰航空公司貨運程式出現大窟窿開始，但至今只有國泰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被傳召訓話，並沒有交由執法機構依法深入調查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更連是哪一位官員縱容國泰航空公司自把自為也被捂得死死的，就更遑論依法懲處罪魁禍首。

市民並不傻，都知道這是大事化小，把真相掃入地毯底的掩眼法。不過，這種做法等同掩耳盜鈴，向官員們傳達了一個破壞力驚人的資訊：做事不負責任，導致彌天大禍是沒有任何後果的。不過，這還不是最壞的影響。「港區國安法」雖然已經把檯面上的「港獨頭目」基本掃清，但潛藏在政府隊伍裡還有數不清的「顛覆無間道」，他們眼見就算辦事亂七八糟，把香港推向災難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如不趁機大肆破壞豈不是傻嗎？

Omicron病毒傳播感染威力驚人，防不勝防，擁有先進醫療設備與醫療系統的西方各國都相繼淪陷，每天死亡人數分別高達數百上千，淒厲的慘情在互聯網上隨手可見，負責防疫的官員難道不知？當Omicron疫情突入社會之初，特區官員就應該當機立斷，把握大爆發前的最後機會，立即斬釘截鐵地進行封區全民檢測，全力圍追堵截病毒。可是，他們卻把寶貴的時間白白耗費在按章工作與搬弄統計數字上，以此來告訴市民政府的做法是管用的，但這又如何能解釋爆炸性增長的確診數字呢？

2022年2月6日，確診數字是342宗，已經是連續第二天超過300，破了兩年多疫情以來的記錄；7日，確診數字已爆升至超過610宗。更嚇人的是，嚴重的疫情已經由剛開始時的荃灣、葵涌一帶蔓延到新界及九龍各區，現在已經到達香港島很多地區，包括特首居住的禮賓府。無可置疑，疫情井噴地爆發已經開始，全港市民受害，但除了剛辭職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外，至今沒有任何官員被追究責任。

秦國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參透了「物勒工名」的問責影響，所以最終能一統天下。遺憾的是，特區政府至今仍然沒有認識到，不正確地執行「政治問責制」，形同開門揖盜，如此就算中央全力支援香港抗疫，恐怕也缺乏一個可靠的的團隊來配合執行。若如是，恐怕孫武重生，吳起再世，也難以收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