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斯的《神探福邇，字摩斯》一書將改編成為話劇，由本地劇團「劇場空間」於明年初搬上舞台。事實上，無論小說或話劇除了寄託作者對福爾摩斯的仰慕之情外，更重要的是「以古喻今」，讓觀者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避免在現實世界重蹈覆轍。●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莫理斯向來從事電影監製等工作，但疫情的到來使很多工作都暫時停擺。「因禍得福」之際，他有了更多的閒暇時間，停下來完成自己的個人創作，《神探福邇，字摩斯》在港出版多年後，亦陸續在內地、台灣及日本出版。與此同時，他亦開始創作故事的續集，預計將會呈現四冊由1880年至1911年真實歷史為背景的神探福邇的偵探故事。

與廣闊虛構的神探小說不同，《神探福邇，字摩斯》被莫理斯形容為「給福爾摩斯的一封情書」，他向來封柯南道爾為文學偶像，書中亦根據福爾摩斯的軌跡作為藍本，再佐以香港真實的歷史時代背景。基於此，莫理斯在書寫的過程有許多需要查閱資料的時刻：「書寫之前一定會做很多的準備工夫，但中間不免有一些需要推翻自己的時候。」然而，他覺得不光是書寫有樂趣，查閱資料的過程亦同樣飽含樂趣，「有時候會被自己打斷，甚至一天半天都無法繼續，但也有可能構思了另一種想法，那時候的心情是非常喜悅的。」他說道。

莫理斯在早前的一些採訪中也曾提過他原先的意願是在英國修讀英國文學，但事實上，他對中文的文學、歷史等都抱有極大的志趣，「其實我的預科是考中國文學的，但既然去國外升學，也沒有理由在外國讀中文，所以就在輾轉中選了古希臘文、拉丁文，之後又學了法律，這是唯一『實用』的一種運用語言的科目，我便嘗試在中間找自己感興趣的地方。」

武俠與偵探價值觀有衝突

然而，莫理斯始終沒有從法律中找到自己畢生的熱情。「香港人有一樣不太好，就是很喜歡『名牌心理』，打官司也是一樣。就算在香港做得再好，大家都願意從英國請個外國人律師，我就覺得很沒意思。」但作為劍橋大學法律系的博士，港大法律系客席副教授的這個頭銜似乎更讓莫理斯頭頂光環，但莫理斯向來知道自己對於法律的興趣不大，「就像小時候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就覺得武俠與偵探之間有一種強烈的價值觀衝突。」他說。

「在偵探小說中，是有一個法律的框架在的。」正是因為其多年的法律學習、教授經驗，他對此獲益匪淺，所以對箇中喜惡亦看得清楚，「但是從我自小看的那些古龍的武俠小說，那些作品裏面官府的存在感是很弱的。」他認為這種價值觀的衝突和矛盾就是他在文字中想要探討的，也借用了書中的角色去提出疑問。莫理斯覺得自己並不是喜歡「伸張正義」，但律師這個職業委實與自己的職業理想有相當的出入，「做律師這件事和大家看電視、電影不一樣，很多人都以為律師會經常遇到那種為別人洗清冤屈、沉冤得雪的案件，但事實上你可以做一輩子也未必遇到一個。」他說。

事實上，莫理斯自己在寫作中，也在探索自己內心深處對這個世界的問號——「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古喻今』，」莫理斯說，「通過講當年的歷史，很多東西有意無意地去影射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件，因為很多人說過，如果你沒有在歷史中得到教訓，你就會不斷地重複錯誤。當年的中國最大的挑戰就是怎麼面對世界，但其實現在中國的問題也是面對世界——只是變成了不同的立場和姿態。」

「其實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在百年前一早就存在，我想盡量將這些問題放在故事裏面，不一定有什麼答案，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他說道。

自稱「創作工業從事者」

談到書寫是否為自己的主業，莫理斯淡淡笑說：「還養不活自己。」他稱呼自己為「創作工業從事者」，「其實我直到現在——50多歲的人了，我母親至今還會嘮叨我，覺得沒有利用自己的學識去做一個『成功』人士。」

「其實我現在最大的想法就是趁自己還算年輕，還有體力的時候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覺得自從回流到香港，一直在從事影視方面的工作，但那些都算是「別人的事情」， 「但是要做自己的事情是比較冒險的，因為要搞得成才會有收穫。」不過，他認為自2019年開始，別的工作量減少之後，反而有了些時間去做屬於自己的創作，收穫一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