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利貞
轉眼之間，第一次讀《追風箏的人》（又譯作《追風箏的孩子》）已經是十五年前，二○○六年的事了。
二○○八年北京奧運，二○一○年上海世博，二○一一年福島核洩漏……二○一九年新冠肺炎疫情。
十五年來，我們所居住的這顆藍色星球，滾滾向前片刻不曾停歇。
直到今年八月，美軍撤出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在塔利班的攻擊下幾乎一夜倒台，我才再次想起這個命運多舛的國家，才想起阿米爾和哈桑，想起拉辛汗和索拉博，想起這些《追風箏的人》中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
「戰爭不會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們甚至比和平時期更需要它。」
「時間很貪婪──有時候，它會獨自吞噬所有的細節。」
「被真相傷害總比被謊言欺騙好。」
「安靜是祥和，是平靜，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鈕。沉默是把那個按鈕關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這些是我在十五年前讀《追風箏的人》時留下眾多摘抄中的一小部分，初讀《追風箏的人》，首先被作者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的語言所吸引。在情節的鋪陳之中，他不時會寫下一些充滿哲思的文字，有點睛之效。這些文字，如今看起來，依然擲地有聲。
人的一生能有幾個十五年？一生之中又有多少書能讓你多年之後重新翻開？十五年後，書還是那書，但讀書之人早已不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後，重讀《追風箏的人》，少了初遇的驚艷，多了冷靜的思考──《追風箏的人》，是一個精巧的故事，但遠稱不上一部偉大的作品。
書裏·真實與虛構
即使是第一次看《追風箏的人》激賞不已的時候，閱讀依然有一種隱隱的割裂感。當時，這種割裂感被扣人心弦的情節所淡化，但如今再讀，割裂感就愈發明顯——《追風箏的人》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九七○年代主角在喀布爾的童年生活；第二部分發生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國，主角隨父親離開阿富汗輾轉到美國生活；第三部分主角回到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去救贖他人和自我的救贖。割裂發生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之間：前兩個部分細節豐富、情緒飽滿，但第三部分情節太過傳奇，巧合和偶然堆砌出來的杜撰感，讓人難以融入其中。
其實，對比一下作者本人、書中「我」的經歷以及阿富汗真實的歷史（見上表），似乎可以找到割裂感的源頭：
作者本人和書中「我」的年齡相仿（作者生於一九六五年，而「我」生於一九六三年）；「我」直到十八歲被迫離開阿富汗之前，都生活在喀布爾；作者十一歲隨父親離開喀布爾，除了五到八歲的三年隨父親生活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之外，他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喀布爾度過的。正是因為親身經歷留下的深刻記憶，所以書中的細節也豐富而動人。
再看書中，「我」和父親由於一九七九年蘇聯出兵阿富汗，於是在兩年之後的一九八一年逃往巴基斯坦，再輾轉前往美國；現實中作者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蘇聯出兵前就隨父親前往法國巴黎，一九八○年全家搬到美國。書中倉皇赴美的不適應、在美阿富汗人的生活面貌同樣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寫出來自然也就得心應手。
由於作者一九七六年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喀布爾，沒有經歷過蘇聯佔領的阿富汗，更沒有經歷過塔利班的統治，所以整個第三部分都是虛構出來的。作者說，這本書的起源來自他一九九九年在美國看到一則新聞，內容是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人放風箏。看完新聞，他就坐下來，原本只是想寫一則關於放風箏的短篇，沒想到越寫越長，最終變成了現在的《追風箏的人》。
對於一部小說而言，虛構絕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追風箏的人》虛構得並不成功。為了讓書中的「我」完成精神上的救贖，作者特地或者說強行讓成年之後的「我」再次面對自己童年噩夢的根源──對「我」造成巨大童年創傷的人，如今就是阻止「我」救走童年好友之子的人，而且作者為這一「最終boss」賦予了純粹的「惡」：他已經從當年的惡童，變成集暴力、變態、兇狠、殘忍於一身的塔利班頭目。而「我」則如同眾多荷里活電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樣，在強大精神力的支撐之下，由原本的柔弱變得堅不可摧，不但孤身一人深入敵人重兵防守的老巢，而且幹掉了罪魁禍首，最終帶着象徵着希望的孩子逃出生天。第三部分人物的臉譜化、情節的英雄化，與前兩部分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還原格格不入，造成了前文所提到的「割裂感」。
書外·喀布爾與喀什
再看小說出版的時間，是在美軍佔領阿富汗之後的二○○三年，「剛好」書中虛構出來的、集合人性之惡於一身的罪魁禍首，其身份又是塔利班的頭目。無形之中，讓整個塔利班被妖魔化、面具化、扁平化了。這符合當時整個西方社會對於塔利班的想像，也無疑正義化了美軍的入侵行為。
諷刺的是，美國電影公司派拉蒙在二○○七年拍攝電影《追風箏的人》時，由於美軍佔領之下的阿富汗危機四伏，攝製組沒能前往阿富汗實地拍攝，而是最終選擇了與喀布爾地貌、環境都極為相似，但安定繁榮的新疆喀什來拍攝外景。
一個是美國以重建民主、自由為名悍然入侵，駐軍之後卻依然支離破碎的阿富汗，一個是美國以「人權」為名肆意詆毀的新疆，他們卻選擇了後者。在生命安全面前，他們「嘴裏說不，身體很誠實」。
尾聲
電影版《追風箏的人》基本上忠實於原著小說，但書中有一個重要情節沒有重現。電影中，主角阿米爾將童年夥伴哈桑的遺孤索拉博從喀布爾救出來之後，沒有經過什麼波折就順利地到達了美國，而小說中，他們曾在巴基斯坦短暫停留，其間由於無法證明索拉博是孤兒，所以無法取得美國簽證，索拉博甚至因此而割腕自殺。
儘管在生死關頭被救回來，但索拉博還是情緒低落，主角問他：「我能做什麼，索拉博？請告訴我。」索拉博說：「我想要爸爸和親愛的媽媽，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爺在花園玩，我想要回到我們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蓋住雙眼，「我想要回到原來的生活。」
合上《追風箏的人》，看着新聞報道中匆忙撤退的美軍，以及他們背後斷壁殘垣的喀布爾，我想這大概是每一個阿富汗人的心聲吧──「我想要回到原來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