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黃山、湯嘉平(文) 圖(調查組))本港盛行補習之風,大公報記者近日走訪全港多區補習社,發現疫情趨緩後的今個暑假,補習社生意又再度熾熱起來,家長忙於為子女報讀各種補習班。
現時內地正大力整治校外補習亂象,與內地相比,本港的「地獄式」補習風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求學只是求分數」的考試制度下,補習愈來愈多,學生壓力愈來愈大。疫情前曾有調查顯示,逾八成的中小學生曾經補習,本港補習社成行成市,有8000多間。
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不少家庭節衣縮食供子女補習。窮學生無錢補習則欠缺競爭力被邊緣化,繼續跨代貧窮。這種風氣令校外補習成為繼住房困局外,政府要下決心改革的另一重大民生問題。
在天水圍天秀路的商場內,記者訪問多名陪同年幼子女補習的媽媽,她們都贊成現在這種填鴨式的教育制度必須改革,「補習令小朋友和家長壓力太大了!」
有手停口停的家長表示,疫情下經濟不景,收人大減,無法付出昂貴的補習費。兩名子女讀小學的梁太表示:「補習費實在太貴了,不是每個家庭都可負擔的!」她希望學校老師不要只是照本宣科、講完就算,要多方照顧學生所需。「學習本來就應該主要在學校完成,而不是靠補習。」
「回家見佢謝晒瞓在沙發,好心痛!」
同樣有兩名子女的江太稱:「香港的教育制度太變態了,教育改革梗係好啦!最好快點實行。」她透露,兩名子女每月補習費近二萬元,非常吃力,為了省錢連飲茶都要減少。讀K3的四歲女兒,每日有六樣功課,而且好深;六歲兒子準備升小一,擔心功課追不上,現在天天補習。江太說:「每天回到家,見佢哋謝晒咁瞓在沙發度,好心痛!」
「好辛苦,但死頂都要,唔係點同人哋競爭?」
在九龍灣,記者訪問了三名補習的中學生和兩名有子女補習的媽媽。有準DSE考生表示,學校老師教學馬虎,為了有好成績,唯有補習。也有三子之母表示,作為普通家庭,單是三名子女的補習費,每月要花近萬元,「好辛苦,但死頂都要,唔係點同人哋競爭?」
17歲的陳同學是DSE的準考生,他坦言:「不補習就死路一條,因為大家都補,你不補分數就落後,所以這是天大的事。」16歲升中五的連同學亦表示:「學校老師無教授基礎知識,又缺少自由發揮的機會,好多東西學校只讓你死背硬記,無法提升考試成績,所以要補習。」
在粉嶺的葉先生表示,孫仔九月將升讀小一,因父母要搵食,接送小孩補習的重任落在他身上。他希望香港可以向內地學習,大力改革教育制度,還小朋友們自由快樂的童年。
亂象叢生:「天王天后」招徠 屢爆洩露試題案
香港補習盛行。據統計,在疫情發生前註冊的補習社和教育中心約有8000家,從業人員高達十萬人,每年「蠶食」家長逾30億元的金錢。香港貿易發展局估計,補習產業在2015年的價值高達27億港元。
為招攬學生,補習機構通過商業化宣傳和包裝,把補習導師塑造成「補習天王」和「補習天后」。2000年後的十多年,是香港補習界最風光的年代,很多補習天王天后年薪都以千萬元計,數百萬元的也不在少數。2015年,有大型連鎖補習公司在媒體賣廣告,欲以8500萬年薪向競爭對手挖角,成為城中熱話。
蕭源串謀主考員判囚
補習市場競爭激烈,有補習社為了提升學生入名校命中率,串謀洩露試題事件屢見不鮮。今年6月12日,廉署拘捕一名小學校長及一名補習社負責人。案情透露,該名校長就職佐敦區一間名校,因涉嫌將內部試題洩露予一間補習社而被捕。
補習社串謀洩露試題最轟動的案件,當數去年5月被判刑的「補習天王」蕭源案。在「現代教育」擔任中文科補習導師的蕭源,串謀兩名考評局的主考員,將中學文憑試(DSE)的保密試題外洩。去年5月25日蕭源被判刑14個月。
揠苗助長:一試定生死 違普及教育原則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香港教育以考試為主導,以成績定成敗。「一試定生死」偏離了普及教育的原則,應該多元化考核,讓更多學生施展所長,不要成為考試犧牲品。
「富裕人家可以讓孩子報讀各種輔導班,提升成績或讀貴族學校,但對那些經濟條件差的學生,顯得不公平」。朱偉林說,香港近年講發展科創,但評核學生、評核學校沒有一個具體計分制度,教育局應在中、英、數考核以外,還要加上學生其他特長的評估方式、途徑和準則,以多元化教學及收生。「政府在教育上必須做出調整,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香港教育有比較死板和揠苗助長的一面,過嚴的要求會打擊學生自信心,令他們討厭學習。他說現時香港的補習大概分三種,一是以DSE為奮鬥目標,希望高分考入心儀大學;其二就是功課補習班;另外就是學前培訓。
港教育嚇怕家長:去深圳讀書好過
「我來香港後,朋友介紹說,香港教育從BB抓起,要上好的小學就要先去好的幼稚園,所以兒子六個月大已被迫上早教班,10個月大時轉入國際幼稚園的學前遊戲班,兩歲入讀學前預備班。」
幼兒補習班每周七堂
住在北角的阿花育有兩個孩子,分別五歲和兩歲,她和丈夫六年前從美國移居香港。
她說最近幼兒補習班都是爆滿,有些班上的學生是平時的兩倍,要分成兩個班來授課。她介紹說,目前孩子的校外補習每周有兩堂英文課,一堂中文課,一堂數學課,一堂繪畫課,一堂橡皮泥課,一堂小提琴課。此外,她還會在家每天對兩個孩子各輔導一小時功課。
講到補習心路歷程,阿花說,剛開始很不理解,在孩子K2的時候,她發現幼稚園只是教最基本的英文發音和運算,沒有作業和複習,孩子過幾天就忘了。「而且老師只是說孩子優秀的一面,使我了解不到孩子的不足。當我接觸其他孩子時,發現他們可以讀繪本、講故事,做20以內的加減法。突然發現我的孩子什麼都不會,就有了壓迫感。後來了解到那些牛娃、神娃都是靠補習練成的。大家都在補,你不補就落後。」
「太累了!我們不考慮本地名校了,等到疫情過去,還是去深圳讀書好過。」她和先生商量,回深圳發展,讓孩子入讀深圳的國際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