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黃山、湯嘉平(文) 圖(調查組)）本港盛行補習之風，大公報記者近日走訪全港多區補習社，發現疫情趨緩後的今個暑假，補習社生意又再度熾熱起來，家長忙於為子女報讀各種補習班。
現時內地正大力整治校外補習亂象，與內地相比，本港的「地獄式」補習風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求學只是求分數」的考試制度下，補習愈來愈多，學生壓力愈來愈大。疫情前曾有調查顯示，逾八成的中小學生曾經補習，本港補習社成行成市，有8000多間。
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不少家庭節衣縮食供子女補習。窮學生無錢補習則欠缺競爭力被邊緣化，繼續跨代貧窮。這種風氣令校外補習成為繼住房困局外，政府要下決心改革的另一重大民生問題。
在天水圍天秀路的商場內，記者訪問多名陪同年幼子女補習的媽媽，她們都贊成現在這種填鴨式的教育制度必須改革，「補習令小朋友和家長壓力太大了！」
有手停口停的家長表示，疫情下經濟不景，收人大減，無法付出昂貴的補習費。兩名子女讀小學的梁太表示：「補習費實在太貴了，不是每個家庭都可負擔的！」她希望學校老師不要只是照本宣科、講完就算，要多方照顧學生所需。「學習本來就應該主要在學校完成，而不是靠補習。」
「回家見佢謝晒瞓在沙發，好心痛！」
同樣有兩名子女的江太稱：「香港的教育制度太變態了，教育改革梗係好啦！最好快點實行。」她透露，兩名子女每月補習費近二萬元，非常吃力，為了省錢連飲茶都要減少。讀K3的四歲女兒，每日有六樣功課，而且好深；六歲兒子準備升小一，擔心功課追不上，現在天天補習。江太說：「每天回到家，見佢哋謝晒咁瞓在沙發度，好心痛！」
「好辛苦，但死頂都要，唔係點同人哋競爭？」
在九龍灣，記者訪問了三名補習的中學生和兩名有子女補習的媽媽。有準DSE考生表示，學校老師教學馬虎，為了有好成績，唯有補習。也有三子之母表示，作為普通家庭，單是三名子女的補習費，每月要花近萬元，「好辛苦，但死頂都要，唔係點同人哋競爭？」
17歲的陳同學是DSE的準考生，他坦言：「不補習就死路一條，因為大家都補，你不補分數就落後，所以這是天大的事。」16歲升中五的連同學亦表示：「學校老師無教授基礎知識，又缺少自由發揮的機會，好多東西學校只讓你死背硬記，無法提升考試成績，所以要補習。」
在粉嶺的葉先生表示，孫仔九月將升讀小一，因父母要搵食，接送小孩補習的重任落在他身上。他希望香港可以向內地學習，大力改革教育制度，還小朋友們自由快樂的童年。
亂象叢生：「天王天后」招徠 屢爆洩露試題案
香港補習盛行。據統計，在疫情發生前註冊的補習社和教育中心約有8000家，從業人員高達十萬人，每年「蠶食」家長逾30億元的金錢。香港貿易發展局估計，補習產業在2015年的價值高達27億港元。
為招攬學生，補習機構通過商業化宣傳和包裝，把補習導師塑造成「補習天王」和「補習天后」。2000年後的十多年，是香港補習界最風光的年代，很多補習天王天后年薪都以千萬元計，數百萬元的也不在少數。2015年，有大型連鎖補習公司在媒體賣廣告，欲以8500萬年薪向競爭對手挖角，成為城中熱話。
蕭源串謀主考員判囚
補習市場競爭激烈，有補習社為了提升學生入名校命中率，串謀洩露試題事件屢見不鮮。今年6月12日，廉署拘捕一名小學校長及一名補習社負責人。案情透露，該名校長就職佐敦區一間名校，因涉嫌將內部試題洩露予一間補習社而被捕。
補習社串謀洩露試題最轟動的案件，當數去年5月被判刑的「補習天王」蕭源案。在「現代教育」擔任中文科補習導師的蕭源，串謀兩名考評局的主考員，將中學文憑試(DSE)的保密試題外洩。去年5月25日蕭源被判刑14個月。
揠苗助長：一試定生死 違普及教育原則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香港教育以考試為主導，以成績定成敗。「一試定生死」偏離了普及教育的原則，應該多元化考核，讓更多學生施展所長，不要成為考試犧牲品。
「富裕人家可以讓孩子報讀各種輔導班，提升成績或讀貴族學校，但對那些經濟條件差的學生，顯得不公平」。朱偉林說，香港近年講發展科創，但評核學生、評核學校沒有一個具體計分制度，教育局應在中、英、數考核以外，還要加上學生其他特長的評估方式、途徑和準則，以多元化教學及收生。「政府在教育上必須做出調整，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表示，香港教育有比較死板和揠苗助長的一面，過嚴的要求會打擊學生自信心，令他們討厭學習。他說現時香港的補習大概分三種，一是以DSE為奮鬥目標，希望高分考入心儀大學;其二就是功課補習班;另外就是學前培訓。
港教育嚇怕家長：去深圳讀書好過
「我來香港後，朋友介紹說，香港教育從BB抓起，要上好的小學就要先去好的幼稚園，所以兒子六個月大已被迫上早教班，10個月大時轉入國際幼稚園的學前遊戲班，兩歲入讀學前預備班。」
幼兒補習班每周七堂
住在北角的阿花育有兩個孩子，分別五歲和兩歲，她和丈夫六年前從美國移居香港。
她說最近幼兒補習班都是爆滿，有些班上的學生是平時的兩倍，要分成兩個班來授課。她介紹說，目前孩子的校外補習每周有兩堂英文課，一堂中文課，一堂數學課，一堂繪畫課，一堂橡皮泥課，一堂小提琴課。此外，她還會在家每天對兩個孩子各輔導一小時功課。
講到補習心路歷程，阿花說，剛開始很不理解，在孩子K2的時候，她發現幼稚園只是教最基本的英文發音和運算，沒有作業和複習，孩子過幾天就忘了。「而且老師只是說孩子優秀的一面，使我了解不到孩子的不足。當我接觸其他孩子時，發現他們可以讀繪本、講故事，做20以內的加減法。突然發現我的孩子什麼都不會，就有了壓迫感。後來了解到那些牛娃、神娃都是靠補習練成的。大家都在補，你不補就落後。」
「太累了!我們不考慮本地名校了，等到疫情過去，還是去深圳讀書好過。」她和先生商量，回深圳發展，讓孩子入讀深圳的國際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