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炮製的「新疆強迫勞動」論調有多站不住腳?從總部位於瑞士的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如何得出「新疆棉花產業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結論的過程可一探究竟。在今年3月「國際服裝品牌抵制新疆棉惹眾怒」的風波中，BCI成為輿論焦點。去年，該組織決定停止在新疆發放BCI棉花認證。《環球時報》近日從國家安全機關獨家獲悉，2020年2月，BCI總部邀請「美國維泰」介入新疆棉花供應鏈「強迫勞動」調查。然而，負責調查工作的「美國維泰」在華分支「維泰中國」相關項目組成員從未開展實地調查核證，所有資料均通過網絡收集獲得，調查報告大量引用反華組織精心製造的謊言，通過有罪推定方式形成非法證據。如此拚湊的所謂「調查結論」實際上是「美西方反華勢力—BCI—美國維泰—維泰中國—BCI—美西方反華勢力」的閉環行為，毫無真實性、客觀性可言。
拿到1.8萬美元預算，素材全在網上找
「美國維泰」的官網顯示，該機構成立於1995年，自稱是「獨立的、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NGO)」，「為企業提供有助於消除勞工濫用的工具」。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2006年，「美國維泰」派中國籍員工姚文娟在深圳市成立商務諮詢工作室，2009年，該工作室變更註冊為「深圳市維泰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以「維泰中國」名義承擔美國總部的全部對華業務。截至今年4月國家安全機關對「維泰中國」開展調查時，該公司已經建立20多人的運營團隊，姚文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環球時報》記者獲悉，受BCI總部邀請介入新疆棉花供應鏈「強迫勞動」調查的「美國維泰」，將具體執行工作交給「維泰中國」，調查項目主題是《強迫勞動的風險分析報告》，「特別聚焦於新疆棉花生產中的強迫勞動問題」是主要內容。項目的研究計劃和方法由姚文娟負責，報告由姚文娟、「美國維泰」總部的顧問和中國團隊共同完成，相關預算表中特別備註：「報告沒有具體格式，需要和BCI討論。」
該項目總預算是88200美元，其中「美國維泰」獲得51950美元，「維泰中國」拿到18250美元，另有「組織利潤」1.8萬美元。《環球時報》記者看到的一份賬單複印件顯示，2020年4月至9月，「維泰中國」分4次將「BCI研究」項目報賬單發給「美國維泰」總部，每次均為4562.5美元。同年，「美國維泰」總部分4次向「維泰中國」撥付了以上錢款。
值得注意的是，「維泰中國」財務報銷審核、日程安排等文件均沒有BCI項目活動的有關記錄，該公司沒有人去過新疆開展實際調查，也未發現員工赴新疆差旅費報銷憑證。參與調查報告項目的「維泰中國」員工張文(化名)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報告起草期間，她從未親自前往新疆調查，收集到的資料均為公開信息。
那麼報告是怎麼出爐的?另一名參與該項目的「維泰中國」員工劉敏(化名)對《環球時報》記者披露，去年2月，姚文娟給她和張文布置相關工作，給她們發送了BCI項目計劃書，要求她們收集新疆棉花「強迫勞動」證據，這份計劃書包含新疆土地制度、棉花種植歷史、扶貧政策、反恐政策等方面，「提綱極具傾向性」。劉敏說，她每寫完一部分就發給姚文娟修改，再按其意見做進一步補充。其間，姚文娟向劉敏提供大量「參考資料」，包括德國反華分子鄭國恩的新疆棉花「強迫勞動」報告、BCI新疆棉花審核報告、境外有關新疆教培中心的相關資料等。
為「交差」歪曲事實，得到BCI審閱人表揚
「在我和張文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沒有發現可以證實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的案例。」劉敏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中文報告裏提到的國外資料均由姚文娟提供，關於「新疆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的分析也由姚文娟主導完成。劉敏稱，2020年5月初，自己寫出第一版報告交給姚文娟後，她不滿意，直接在郵件裏說「這樣寫可能交不了差」。
姚文娟是將劉敏寫的內容和「美國維泰」總部的報告進行對比後感覺「交不了差」的。「姚文娟當時的意思是，按照我的寫法，和『美國維泰』的報告就是各寫各的，不是一個完整的報告，」劉敏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維泰』主要參考的是國外那些對中國有偏見的聲音，得出的結論是傾向於『新疆棉花生產中存在強迫勞動風險』。但根據我們當時查到的資料，沒有發現這種風險，沒有相應的信息與『美國維泰』呼應。」
劉敏認為，經過姚文娟修改的第二版報告對「新疆棉花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的分析存在可質疑之處，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觀點先行，即有了判斷性結論後，再去找相關報道予以「驗證」，「好像必須找到風險才可以」。「比如撰寫中文報告時，姚文娟認為扶貧政策中存在『強迫勞動的風險』，便讓我去找可能存在『強迫嫌疑』的報道，最後採納『扶貧幹部一次次上門家訪』作為推測『存在強迫勞動風險』的依據。」
劉敏還以童工問題舉例。根據他們收集到的公開資料，無法得出新疆棉花生產存在「使用童工」的問題，但姚文娟執意要求查看BCI審核報告，看能否發現有「使用童工」的記錄並放到報告中。儘管最終也沒發現確切證據，但姚文娟在中文報告中仍得出結論：「我們分析，大規模組織學生採棉的可能性非常低。然而，結合維泰對其他農作物種植過程中用工情況的調查經驗，如果一個家庭種植棉花，家中未成年兒童在放學後或休息日參與家庭採棉勞動的風險依然存在。」
「按照這個邏輯，豈不是在其他國家種植棉花的家庭裏只要有未成年兒童，都存在『使用童工』的風險?」劉敏說道。
張文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經過修改後，她和劉敏在2020年6月向姚文娟提交了接近定稿的新疆棉花產業調查報告(以下簡稱「提交版」)，2020年8月，姚文娟向她們二人分享了「美國維泰」總部匯總後再由BCI審閱的報告最終版(以下簡稱「審閱版」)。
張文透露，「提交版」和「審閱版」均存在多處「有罪推定」。比如，在有關扶貧項目的段落中，「提交版」寫道：「通過政府統一組織招聘拾花工的情況則比較複雜，不排除出現強迫勞動風險……不能保證在招募貧困農民的過程中完全沒有『攤派』，或者在招募過程中所有負責此項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都會充分尊重貧困農民選擇就業的自由。」「審閱版」則稱：「現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員有可能脅迫農村貧困勞動者參加扶貧項目下的棉花採摘。扶貧計劃有約束性的目標，包括就業目標。一個地方官員的表現是根據他們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來衡量的……這可能會激勵他們直接或者間接向貧窮的農村勞動者施壓，讓他們從事本不想從事的工作(包括採摘棉花)。」
張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用「攤派」「脅迫」「施壓」等詞語描述「完成扶貧指標」，BCI總部似乎對此很滿意，該組織的報告審閱人DamienSanfilippo甚至在相關段落批註道：「謝謝，這是一種典型的增加價值的分析。」
「在調查報告裏寫上帶有傾向性的批註，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張文說，對於一份不預設立場的報告，這很反常。
再比如談到新疆服裝行業時，「審閱版」稱：「在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製造業的突然發展可能會給貧窮的農村勞動者帶來間接強制勞動的風險。對於一些不習慣或不想從事製造業工作的維吾爾族人來說，情況尤其如此，這可能與他們的習俗和農村生活方式背道而馳。」在張文看來，這是公然將新疆的製造業發展等同於「強迫勞動風險」，相當於無理要求當地不能發展經濟、改善生活。
「首先，這份報告的起草過程就存在局限性，因為我們收集到的都是二手資料，它的時效性、完整性會存在一些問題。」劉敏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另外，報告素材選取和呈現也存在很大偏頗。「就連姚文娟也說過，新疆的話題很複雜，不能簡單地去解讀。我們收集的素材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但報告沒有體現出這種複雜性。最初，我們報告裏關於新疆正面、客觀的介紹是作為前言內容的，但這部分內容後來被直接放到附件中。誰都不會認真看附件，讀者一打開報告，就看到關於『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的分析，很容易先入為主。」
有罪推定，迎合西方偏見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今年4月11日，姚文娟得知「維泰中國」被調查、BCI總部的行徑被媒體曝光後，她向公司職員群發郵件，為自己開脫辯解，但郵件內容的邏輯無法自洽。姚文娟聲稱，這項調查是一個「案頭研究項目」，由於和BCI總部簽了嚴格的保密協議，規定研究結果「只在維泰和BCI有限人員」之間分享，因此公司的絕大部分同事並不知道該項目。
姚文娟將自己主導這次調查說成是出於「新疆情結」，稱她當初接受這個項目「很猶豫」。「因為我深知，新疆的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牽扯到諸多因素，要用西方人看得懂、能夠理解的方式去說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內心的新疆情結又驅使我想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幫助新疆。」
「我認為這是她的一面之詞，」劉敏對《環球時報》記者道出她的疑問，「如果項目的出發點是BCI總部不想放棄新疆市場，那麼收集素材以及立論時的出發點應該是證明新疆不存在強迫勞動，或者哪些政策確保了不會出現強迫勞動……但結果是，姚文娟不但沒有幫助澄清關於新疆的不實報道，反而迎合了西方的偏見。」
劉敏認為，姚文娟一直要求員工收集有「強迫勞動風險嫌疑」的資料，不排除是為了向客戶推銷後續的服務，「可能是為了賺錢吧」。
「在BCI總部、『美國維泰』總部和我們這些起草報告的員工之間，姚文娟扮演了一個中心節點的角色，由她去和各方溝通，所以她是起主導作用的。」劉敏說，這份報告的最終結論是姚文娟觀點的體現，「如果碰到需要質疑的地方，她完全可以向客戶反饋，但她沒有這麼做，只是在迎合」。
根據《環球時報》此前調查，BCI總部一直秉持「有罪推定」的邏輯來配合美西方反華勢力針對新疆的抹黑。實際上，2019年3月境外媒體開始炒作「強迫勞動」時，BCI在新疆的十餘家合作企業就進行了自查，均未發現「強迫勞動」問題。今年3月，BCI上海代表處在一份聲明中再度表示，從2012年至今，從未發現有關「強迫勞動」的事件。
然而對於BCI上海代表處和會員企業的自主調查結果，BCI總部並不滿意。一名BCI上海代表處的前員工透露，雖然BCI上海代表處經過認真細緻的調查，未發現「強迫勞動」情況，但由於BCI總部調查組成員「立場先行」，BCI總部調查組對調查結論並不認可，為迎合反華勢力，他們繼續推進所謂「調查整改措施」。
《環球時報》記者通過採訪了解到，報告起草人劉敏和張文的工作和生活已受到很大困擾。「我很愛國，但沒想到會捲入這樣一樁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這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張文說。
「在過去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從來沒想過自己可能涉嫌觸犯國家安全法律法規。這幾個月，我的心理壓力很大，工作陷入停滯狀態。」劉敏說，她不確定姚文娟為何選擇安排她和張文參與該項目，「也許是因為，她認為我們缺乏政治敏感，同時看出來我們不太懂得拒絕。撰寫報告前期，我們都是進行正常的郵件往來、開會，但報告提交後，她才告訴我們要把相關資料和郵件刪除，這種做法就不正常，說明姚文娟知道這件事的敏感性。在她的安排下，我們捲入了這件事，個人權益遭損害，我肯定要保留相關法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