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海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後，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歷史性地徹底擺脫絕對貧困。在改革智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的主要原因，在於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為主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把握國情，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開拓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路，建立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從突破計劃經濟束縛、重新認識市場作用開始的。遲福林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講到一個故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瀋陽，一條馬路兩側，一邊是生產銅的瀋陽冶煉廠，另一邊是以銅為原料的瀋陽電纜廠。計劃經濟體制下，電纜廠歸機械部管，冶煉廠歸冶金部管，企業的生產任務由國家下達，原材料由國家調撥。兩家企業隔路相望，卻不能直接買賣。機械部給電纜廠調撥的銅產自雲南，需要翻山越嶺數千公里才能運到東北，每年光運輸費就多花幾百萬元；而冶煉廠生產出的銅一部分則被冶金部劃撥到南方。
經過實踐和探索，中國共產黨創造性提出並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遲福林看來，中國僅用短短幾十年時間就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建成了體系完整、產能巨大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製造業第一大國，成功實現了從工業化初期到工業化後期的歷史性跨越。主要在於從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步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促開放服務業 補足服貿短板
過去幾十年，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道路上實現了跨越。遲福林指出，今天內外環境發生變化，中國面臨三個突出矛盾。第一個突出矛盾是進入工業化後期，外部環境變了，內部稅負、融資、制度性交易等有很大的壓力，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為重點的實體經濟發展，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首要任務。
第二個突出矛盾是進入消費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了，老百姓對跟自身發展相關的教育、醫療、健康、信息、旅遊等需求大了。但是，遲福林指出，目前服務業領域的市場開放度和製造業差距很大，製造業領域基本上95%放開了，服務業領域市場開放度只有50%左右。因此要深化以服務市場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釋放消費結構升級中的巨大增長潛力。
遲福林表示，第三個突出矛盾就是開放轉型，需要以貨物貿易為重點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無論是消費結構變化，還是大數據、人工智能推動的製造業為重點的經濟服務化進程，都把服務貿易提到了重要地位，但服務貿易又是我們的短板，全球的服務貿易佔對外貿易比重將近24%，中國僅為15%左右，需要把服務貿易的發展與服務業市場開放相融合。」
優化營商環境 應重實體經濟
「下一步我們應該怎麼做？」遲福林提出，首先，「在新的起點需要解放思想，沒有思想大解放，就沒有改革的大突破，這一點至關重要。第二，今後的每一項改革都直接涉及方方面面的複雜利益關係，所以這個時候改革需要再多方面突破，需要膽量，需要從上至下形成改革的大環境，否則很多改革很難推。第三，以發展實體經濟為重點來優化營商環境刻不容緩。」
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 加快灣區服貿一體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全方位開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逐步探索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走出一條以擴大開放倒逼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的新路子，中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世界經濟的穩定器和增長引擎。遲福林認為，進入新階段，將推進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的制度型開放，其中盡快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是一個重要環節。
推進管理標準等對接國際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遲福林認為，進入新發展階段，服務貿易是對外開放的重要任務，未來五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並開始進入服務型消費社會，預計五年內服務累計進口超過2.5萬億美元，佔全球比重10%以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場、旅遊市場、電影市場、在線教育市場、金融科技市場等，並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醫療服務市場、養老服務市場、理財服務市場、藝術品交易市場等，對中國自身及其他國家都帶來巨大機遇。
遲福林提出，下一步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全面開放政策，首先要以政府治理變革推進服務業市場對內對外開放，加快消除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服務業市場的各類有形和無形壁壘，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對接，可率先在教育、醫療、文化、旅遊等國內市場需求比較強烈的領域引入國際現代服務業管理標準。
倡廣東將港澳資本視為內資
遲福林特別強調，推進服務貿易對外開放，要盡快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個突破口。目前，粵港澳三地服務貿易合作的潛力遠未釋放。體制機制壁壘使得粵港澳服務貿易項下各類要素難以高效便捷流動。2020年6月1日施行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修訂版）中，對港澳服務提供者實行國民待遇的行業為69個，佔所有規定行業的45%，且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等低技術領域。
由此遲福林建議，加快推動廣東服務業對港澳全面開放，如在廣東率先將港澳資本視為內資，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股比限制、經營範圍限制，實行對港澳更加精簡透明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破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自然人移動等壁壘，給予境外服務提供者國民待遇，率先實施與跨境服務貿易配套的人民幣自由兌換與自由流動制度等。另外，逐步建立與港澳對接的服務業市場管理體系與資格互認體系，支持大灣區創建兩大法律體系仲裁模式裁決跨境民商事案件，推動三地仲裁、調解結果互認等。
改革不能「遲」
1987年，37歲的遲福林從北京到海南，參與海南建省籌備工作，此後定居海南30多年，致力於推動海南的改革開放，並長期諫言改革，在經濟學界獲得「遲改革」之稱。遲福林對這個稱號很驕傲，但也笑言這個名字不太好，「改革可不能遲！」
推動海南改革 精簡架構被告狀
在海南建省之初，遲福林擔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負責人。他回憶說，海南剛建特區時，第一就是要解放思想。海南省第一次黨代會報告題為《放膽發展生產力，開創海南特區建設新局面》。「在省一級的文件尤其是黨的文件，海南可能是比較早提出『發展市場經濟』的。更重要的是，提出凡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政策就要大膽地闖、大膽地用。正是這種指導思想下，海南1990年左右就基本放開了主要生產資料價格、糧食價格，這在當時也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遲福林還回憶說，1988年海南率先搞「小政府、大社會」，比原來建省前減少了10多個行政管理機構，精簡了500多人，有人就跑到省委書記那兒告狀，說遲福林剛到海南就端了我們的飯碗，要把遲福林趕出海南。
遲福林說，改革就是突破各種利益的束縛，改革也是一步一步一個政策一個政策幹出來的。現在看來，「小政府、大社會」讓海南行政體制走在全國前列，但也遇到一些困難，比如與中央部門不對口的矛盾、市場機制發育不足、政府管理水平不適應等。
改編制辭公職 利發展客觀研究
海南建省後，在當時的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的支持下，身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的遲福林，牽頭成立了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1991年11月1日，正廳級事業單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正式成立，然而幾個月後，中改院就主動提交了一份自負盈虧、退出財政事業編制、不要財政撥款的報告，實行企業化管理，在人事管理上，實施全員崗位聘任制，遲福林主動辭去廳級幹部和公務員身份，轉為合同聘用制。
遲福林回想30多年前的選擇時說，「我們智庫要發展，真正起作用，首先用改革的辦法建立小機構、大網絡極其重要。第二，改革研究要客觀，在體制上能夠相對獨立能客觀地做些研究。第三，我們智庫需要更多的人參與，沒有一個靈活的用人機制，很難發展。實踐證明，用改革的發展辦智庫，走出一條社會型新型智庫的路子，我想這條路走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