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記者 茅建興）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香港市民熟悉的那位性情中人，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雖已逝世三年，但他在回歸前的風風雨雨之中，與港英政府周旋、鬥法，擊倒（KO）英方，力捍祖國與香港的利益，留下的故事至今還被港人傳頌。「我一輩子碰到兩件大事。一是香港回歸，一是浙江大學四校合併，這兩件大事是可遇不可求的。能夠親歷香港回歸祖國這一中華民族近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真是生而有幸，死而無憾。」張浚生的夫人楊惠儀在浙江醫院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慨言這是張浚生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時光回轉到一九五八年夏天，楊惠儀和張浚生在浙江大學畢業，留校當了老師，一九五九年元旦共諧連理。一九八五年，張浚生被派往香港工作。初到香港時，香港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準備移民到國外去，香港人見到內地派去的幹部都躲着他們，不敢同他們接近。張浚生是用一顆真誠的心打開了香港的局面，贏得了香港人的信任。一九八六年，楊惠儀也從浙江大學調到香港工作，並於一九八九年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在港陪伴丈夫十二年。

有求必應 友人笑稱「張五場」

「那時我們剛到香港，香港主要有兩種語言，一種是跟英國人講英語，一種是老百姓講廣東話。剛開始我們廣東話都聽不懂，時間長了慢慢都懂了。內地出去的人，如果不通語言，只能關在房間裏，那你到香港去幹什麼呢？」楊惠儀說。

「我們在香港住了幾年以後，慢慢有些人就熟悉了，很多朋友晚上約吃飯，我們馬上答應了，幫很多朋友解決了問題。通過一個一個幫他們的忙，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全心全意為他們的。」八十七歲的楊惠儀至今記憶猶新。

在香港的十多年中，楊惠儀幾乎每天晚上都陪着張浚生參加聚會，「如老人做壽，小孩滿月，兒女結婚，公司慶典，只要有人提出，我們都很願意去參加，因為呆在新華社裏是沒有作用的。特別是春節期間，一個晚上要參加兩至三場，甚至四至五場活動我們一場一場地去走，有的時候，走到晚上十一點多，連一口水都沒有喝上，回到住處燒個麵條稀飯吃了。當時香港有個學者叫張五常，有朋友就笑稱張浚生是『張五場』。我感到很充實，也得了香港朋友的一片心。」

交友不分貴賤 但求擁護統一

與張浚生共同經歷香港回歸的，還有當年協助他處理日常事務的鄭浙民。張浚生的真誠待人令鄭浙民留下深刻印象。「張浚生既給香港知名人士扶過靈，也與大牌檔小販握過手；既和梅艷芳、劉德華等明星一起上台搞募捐演唱，也應普通市民要求一起合影；既給愛國群團骨幹作報告，也對有疑慮的各方人士作耐心解釋。張浚生結交的朋友，左、中、右都有，他不要求對方完全同意內地的觀點，只要是擁護祖國統一、香港回歸。」

「如何來處理回歸後的問題？回歸以後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周南和張浚生認為回歸以後，關鍵要解決人心回歸問題，要形成一套蕭規曹隨的辦事方法。」鄭浙民說道。

據大公報報道，一九九二年，彭定康單方面宣布「新九組」政改方案，遭中方駁斥為「三違反」，包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不得單方面公布重大政制改革方案的承諾。

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兼新聞發言人的張浚生，痛斥彭定康「既要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揶揄對方既提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又聲稱要維持中英良好關係。

張浚生日後這樣回憶歷史往事：「當時鬥爭真是激烈，彭定康上午講，我就下午講；他下午講，我就晚上講；甚至有時他前半小時講，我後半小時就回應。後來彭定康曾託人傳話說，張先生能不能少講他一句。我回答說，只要他不挑起爭端，我不會主動說他。他老是把問題拿到麥克風前爭論，我當然要回敬他，闡述我們的立場，否則會被他誤導群眾嘛！」

夜背《基本法》 言多亦不失

回歸前，香港出現一個非常有利的輿論環境，從客觀上保證了人心穩定，政權順利交接。而張浚生在港工作期間應對各國媒體記者採訪成千上萬，都能準確表達中央精神，沒有出過差錯。他離任時，傳媒贈送他一個紀念牌，上刻「縝密靈活，言多不失」八個大字。

楊惠儀回憶說，「有一次，我們上午十點要參加一個書店的剪綵活動，剛好這天上午彭定康在做施政報告。當時我們想到，到了剪綵的地方，施政報告已經做好了，很多記者就等着我們評價彭定康的施政報告怎麼樣。張浚生就跟司機講，你把汽車停在馬路邊上，開着收音機，彭定康講英文的，翻譯的人講廣東話，不大聽得清楚。」

「聽着差不多了，張浚生說，可以走了。到了剪綵的地方，果然很多記者都等在那邊，麥克風就拿過來了，『請問張社長，您對彭定康的施政報告有什麼看法？』張浚生一二三馬上總結出三點，講得非常清楚，也很得體，第二天見報也沒發現什麼問題。所以那時在香港要很機靈，這就靠平時的學習。有一次晚上，到了12點，我看到他還跑到書房裏拿了一本書，在翻香港《基本法》，篤篤篤在背。我就想半夜背《基本法》幹什麼，他說第二天彭定康要違反香港《基本法》的第幾條，這第幾條《基本法》，他一字不漏的背下來，這樣就很有說服力。在香港，他就靠平時不停的說，不停的看，不停的想，所以在香港十三年來，記者採訪他，沒出過問題。」

耐心向記者擺事實講道理

張浚生認為，香港記者提問題，甚至尖銳的問題，是其職業習慣使然，除非是謠言，他從不正面批駁，而是耐心擺事實，講道理。他不要求右翼媒體立馬改變立場，只要求對方客觀公正地報道中方觀點。他與香港大部分媒體人，上到老闆，中到部門負責人，小到一線記者，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他能深夜去媒體大佬辦公室溝通，也能時時與媒體新聞部主任餐敘。有人把張浚生稱為「小肥張」，把他畫到漫畫中，張浚生一笑置之。「張浚生把每一張都剪下來，人家聽說他這麼關心，很高興。這樣實際上就減少了工作的阻力。」鄭浙民說。

「他知道香港的記者需要抓新聞，如寫不出一點東西，老闆這邊就不好交代。有時候實在沒新東西可寫，張浚生就會把過去幾天的東西綜合一下，再說一遍，讓記者回去總有點東西好寫，但也是表達了我們的觀點。這樣的話記者也很高興，所以許多一線記者因此成了張浚生的好朋友。」鄭浙民續道，他們有時結伴去張浚生家聊天，夫人楊惠儀也會做飯給他們吃；有時他們會約張浚生到小飯店喝酒；甚至有的記者找男朋友，跟張浚生說「我找了個男朋友你看看怎麼樣」。

組新浙江大學 聘金庸當院長

在香港十多年，楊惠儀與張浚生交了很多好朋友，邵逸夫就跟張浚生關係很好。楊惠儀記得，那時邵逸夫每一年捐款，要搞活動，新華社香港分社都會積極支持和參與。他的無綫電視台有什麼活動，像選美、春節時的賀歲盃賽馬活動等等，他都讓張浚生去參加。他到內地訪問、旅遊，張浚生也經常陪他走完全程。

張浚生與金庸關係也非常好。張浚生的女兒張虹仍然記得：「金庸1992年到杭州來，到我們家裏玩，還鬧了個笑話。那時我的小孩剛3歲左右，家裏傢具質量也不是很好，小孩子就在沙發上跳來跳去，跳得彈簧都壞了。我爸那天陪着金庸到家裏來，金庸『嘭』一下坐在沙發上就起不來了，笑着說自己掉下去了，讓我們挺難為情的。那時金庸和我爸已經很好，我們家裏都叫他查先生。」

張浚生回到浙江大學後的秘書、現任中國美院黨委副書記孫旭東說，張浚生組建新浙江大學後，與很多香港高校建立廣泛的交流聯繫，許多香港知名人士到浙江大學來捐資助學。當時聘任金庸做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浙大內部有不同意見，張浚生就舉例說，好多研究曹雪芹的人成為文學家，你能說曹雪芹不是文學家嗎？何況，金庸先生不僅文學造詣很深，他的歷史學知識也非常淵博，81歲了還到劍橋大學攻讀唐史方向的博士學位。

捐資助學 心心念念貧困生

張浚生1936年出生在福建貧窮的小縣城長汀，那裏四面大山，交通閉塞，但也是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出發的地方。

「張浚生是一輩子吃苦的，但他非常喜歡讀書，上大學時他給我印象很深，因為他都是赤着腳來上課的，衣服就是一套自己染色的舊軍服，是他大哥給的，瘦得臉上一點肌肉都沒有，肚皮都貼到後背了。這事情我向他談起時，他都會含着眼淚說，他在家中經常是吃豆腐渣、豆芽根，能吃到一頓飽飯談何容易。」楊惠儀說道。

2004年，張浚生自浙江大學退休在家後，仍心心念念忘不了貧困生，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艱難地走過來的，他最清楚貧窮與飢餓是什麼滋味。浙江大學浚生基金理事會秘書長、中國美院黨委副書記孫旭東說，當時每逢節日，他經常深入到學生宿舍、食堂，與學生一起包餃子、聯歡。同學們思想上遇到困惑、學習上碰到問題、生活上遇到困難，也願意找他反映，和他聊聊。成立一個基金會，幫助貧困的孩子，一直是他的夙願，10多年來，參與基金捐贈的理事已達70多人，很多香港老朋友也奉獻了愛心，目前已有40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到2020年，已資助了學生3610人次。

去世前仍籌募助學基金

楊惠儀回憶說，「為了籌到助學基金，他走向社會向社會賢達求助，向他們訴說培養人才的重要及貧困生的生活艱難，自己講課的費用也捐了出去，感動了很多人，紛紛伸出援手，近兩年我們一直在想目標是5000萬元，要能籌到這個數字，就能資助更多的貧困生。他去世的前一個晚上，還在外面活動，當時就是為了浚生基金經常出去。可惜他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