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 建
（上）
中國經濟不可抑制的騰飛了!可以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一切的根源在於人。
在計劃生育實施了近半個世紀後，中國終於徹底改變了生育政策。從限制生育卻有人依然不計代價的「超生」，到鼓勵生育但大多數人失去了生育意願，中間恰好經歷了四十餘年。因此這一輪生育政策的大轉向，其效果像極了貨幣政策中的「推繩子效應」：當限制信貸的時候，市場反應出的效果很明顯；但當鼓勵寬鬆的時候，市場卻不一定有信用和貨幣擴張的意願。繩子只能拉，沒法推。
人口生育市場也是一樣。當限制人口生育的時候，會有明顯的效果，但是當鼓勵人口生育的時候，人們已經類似「惜貸」一樣「惜育」。因為時過境遷，與工業化前的中國處於農業社會，「人們的生育人數總會超過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相比，後工業化時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機會成本，讓剛剛崛起的中國中產階層望而卻步。這或許是另一種「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陷阱解釋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所處的漫長增長停滯狀態。由於低下的生產能力無法滿足快速爆炸人口，從而產生減少人口的各種形式，比如饑荒、瘟疫、戰爭，以及內在演化出的限制人口的風俗與政策。
今天中國雖然成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中級)，生產力和供給能力已經高度發達(產能過剩)，但似乎出現馬爾薩斯描述的自動衰退的生育意願。但與農業時代或前工業時代相比，在消費型社會人的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人口增長率意味着經濟活力，人口塌方意味着經濟增長塌方。那麼，新時代的馬爾薩斯陷阱，可能也意味着中國多少年來一直想跨越的一種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龐大的基礎設施與14億人口形成了規模經濟效應或槓桿效應，如果人口一旦塌方，反向的衝擊也將是槓桿化塌縮的。如果中國不能重新開啟人口生育的第二增長曲線，那麼很可能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雖然生育後撫養比大幅提高，可能會降低人均產出和人均收入，但可以解決中國經濟內在活力的根本長期問題。
一、工業化之前生存壓力：人口過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與之前相比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尤其是在社會保障方面，迅速建立起了涵蓋全國城鄉的醫療保健體系，特別是農村合作化醫療體系的建立，使中國農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國家醫療衞生保障。短短十幾年間，中國就根除了血吸蟲病，控制了肝病和肺結核病，基本杜絕了麻疹和天花，母嬰死亡率大大降低。物質生活得到保障的中國人民和戰後其他國家民族一樣也進入了生育高峰期，中國人口迅速的增加。
至1980年，短短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的人口已經快速從6億增加到了10億，同時人均壽命也從35歲提高到68歲。按照生育繁殖指數級曲線的規律，如果不加控制，還會進一步的爆炸式增長。
雖然很多人現在詬病和批評過去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但如果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當時的中國尚未真正進入工業化時代，並仍然錯誤的實施計劃經濟，整個國家生存生活資料的供給有限。如果放任人口生育，很可能在人口大爆炸的失控形式下造成巨大的生存危機。馬寅初的人口理論一直在警示這一點。
此外，理解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還需要注意到以下兩點：
首先，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由於計劃經濟沒有真正的「引爆」工業化進程，實際上大部分時間中國還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們的生育決策還處於農業社會盡可能多生育以創造簡單勞動力數量的狀態。確切地說是一種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無後為大。與當時西方國家已經步入工業社會相比，中國特殊的落後農業社會狀態，需要政府在生育問題上進行干預。
其次，新中國成立後，醫療和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大幅提高了人均壽命(1949年為35歲，1981年為68歲，幾乎提高了一倍)，但是潛在的生育意願還是按照過去較低的人均壽命，勢必會造成較大的生存壓力。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一個社會的生育增長率是歷史形成的潛在增長率，取決於千百年演進過程中的一系列變量，比如人口存活率、人均壽命等。由於新中國成立後人均壽命的提高是一個突發的外生變量，但潛在的生育率卻是在漫長的中國農業文明中形成的，這種突然提高的人均壽命加上多生育導向的歷史潛在趨勢，勢必會造成內生失靈的人口過剩問題。
由此可見，當時計劃生育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時代合理性，是在各種外部因素大幅改變的情況下(人均壽命提高、供給不足、工業化初期等)，對失靈的生育市場的一次干預。但當時的合理性並不意味着現在依然合理，這樣事關國運的大政策，需要根據中國新的發展階段，新的形勢及時做出調整，否則將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就當前的情況來看，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的確是嚴重滯後了。
二、工業化之後的計劃生育：人口紅利
計劃生育這一外生手段造成了撫養比的降低，創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而工業化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提高，又進一步為人口紅利的變現創造了條件。這個雙向正反饋過程帶來了快速增長的「中國奇跡」，造就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就像一個家庭，老人還未老去，小孩又限制出生，剩下都是60年代嬰兒潮形成的青壯年，都是可以勞動賺錢又不用撫養和領養老金的當打之年，經濟焉能有不增長之理。但這個人口紅利，本質上是結構紅利，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到來，紅利會變成負債。關於這一點，政策層在制定人口政策的時候，早就應該認識到。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或者中國工業化進程被引爆的過程中，適度的人口控制起到了較大作用。如果不進行計劃干預，按照農業社會生育率進行的人口繁殖，很可能將中國經濟鎖定在增長停滯的「馬爾薩斯陷阱」。在大量人口增加帶來的生存壓力下，人們很難提供有效的生產剩餘和積累為開啟工業化進程提供資本。計劃生育將大量的農村人口從撫養眾多孩子的負擔中解放出來，進入鄉鎮企業、進入工廠、進入城市，推動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上述情況可以與同樣是人口生育眾多，但沒有進行計劃生育的印度比較。印度遲遲沒有真正的開啟工業化，原因有很多，但是人口數量增長過快、數量過度、人口素質不高，被鎖定在馬爾薩斯陷阱，可能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從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視角來看，計劃生育打破了農業社會下的傳統思想束縛，將中國人從傳統的傳宗接代、多子多福、無後為大的封建思想束縛中跳出來，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完成自身價值的覺醒，投身到商品經濟和工業經濟之中，為自身及家庭更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去奮鬥，而不是陷入「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經濟思維困局中。這是從個人微觀角度，因為生育負擔減少而形成的要素活力。
同時子女數量減少可以更好提高教育質量，大量的農村子弟通過高考進入城市裏面大學，從整體上提高中國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術素養。提高勞動力人均素養和質量，而非簡單的勞動力數量，是衝出馬爾薩斯陷阱的必要條件之一。
因此，需要站在特定的時代──農業社會大轉型或工業化浪潮的前夕，去理解作為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60年代嬰兒潮提供的充足的勞動力，加上人口生育限制降低的撫養比，再疊加市場化、工業化浪潮，中國經濟不可抑制的騰飛了。可以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一切的根源在於人。因為改革開放也是來自每個人意識的覺醒、思想的解放。
這裏想重新定義一下人口紅利：不僅是年輕人口數量佔主導，更重要的是煥然一新的人─從計劃經濟束縛中走出來、完成市場啟蒙和價值覺醒的人。假如人們依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再多的人都沒用，都不是紅利而是負債。
（下）
在計劃生育實施了近半個世紀後，中國終於徹底改變了生育政策。從限制生育但有人依然不計代價的「超生」，到鼓勵生育但大多數人卻失去了生育意願，中間恰好經歷了一個人一生年華最好的時間，四十多年。因此這一輪生育政策的大轉向，其效果像極了貨幣政策中的「推繩子效應」：當限制信貸的時候，市場反應出的效果很明顯；但當鼓勵寬鬆的時候，市場卻不一定有信用和貨幣擴張的意願。繩子只能拉，沒法推。
既然人口紅利大部分是靠計劃生育干預形成的，那麼這個紅利恐怕也不是免費的午餐。突然出現的巨大人口紅利，伴隨着肯定也是懸崖式的人口減少，這個用簡單的人口增長模型就可以測算到，政策層肯定一直也有預期。但令人意外的是，後工業化、高速城市化和消費型社會下大幅降低了生育意願，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從結構問題，轉變為總量危機──如果照此下去，可能在不到二十年內，中國人口將可能負增長。
三、老齡化遇上生育大蕭條：人口危機
即使放開生育或者鼓勵生育，人們的生育意願也在大幅降低。拿放開二孩政策為例，2016年中國就正式實施了「全面二孩」政策，從數據來看，當年中國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較前一年增加了131萬，其後中國出生人口就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200萬人。出生人口1200萬，減去往年正常年份900萬左右的死亡人數，考慮到疫情增加的死亡人數，2020年中國人口很可能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首次負增長。
為什麼中國出現了突如其來的生育大蕭條，其實一點也不足為奇，這是一個發展經濟體從農業社會、初級工業社會，邁向高度工業化、城市社會的必然規律。這個規律，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老牌的歐洲國家，以及東亞的日本都曾完整的出現過，我們只是重複了一般規律而已。不同的是，中國的進程過快了，其他國家上百年的進程，我們用來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這對於相對緩慢的人口周期來說，顯然很難甚至是無法自我調整，只能迎接斷崖式、危機式的後果。
在農業社會或工業化初級階段，由於缺乏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產品，人們的消費函數裏最重要的一個精神產品就是「天倫之樂」，所謂「老婆孩子熱炕頭」。但由於計劃生育限制了在生育孩子方面的精神消費，促使人們去尋找生育之外的滿足效用函數和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比如到鄉鎮企業打工來改善物質生活，工業社會中各種各樣可以替代消費「天倫之樂」的商品和服務。久而久之，原來將精神寄託於生育的人們，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利他的生育後代文化被個人消費主義所取代。這是消費型社會的主要特徵。
因為在現代消費型社會裏，個人更加看重自身的價值和體驗，不再將快樂和滿足寄託在生育和撫養孩子的本能體驗上，這在當前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身上體現的較為明顯。固然高房價、高成本、高消費抑制了生育慾望，但與農業社會相比更加豐富的現代消費體驗，加上避孕方式的普遍流行，將生育和性體驗分離，這些都是年輕人不願意生育的重要原因，由此誕生了「丁克一族」。這在農業社會是不可能的，卻是工業社會、消費型社會的普遍現象。年輕人不僅不想生孩子耽誤自己的生活消費體驗及升職空間，甚至連結婚、談戀愛都缺乏動力。
按照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理論模型，生孩子被看作是一種投資。在農業社會中，人都是簡單的勞動力，投資培育成本較低，風險也較小，人口數量決定一切，因此多子多福是農業社會的特徵。但工業社會、現代消費型社會就不同，孩子必須當作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從剛懷孕未出生就開始了投資進程：胎教、出生護理、幼兒教育、兒童特長教育、高學費幼兒園等，到上小學的時候需要高價購買學區房──實際上購買的不是房子，而是教育服務。
等到工作以後，996式的沉重壓力使得步入婚育年齡的年輕人沒有精力和興趣結婚生子，而且大城市中的普通年輕人大部分無法購買住房，也就沒有婚育的「基礎設施」。在這個預期之下，日本的佛系文化、斷捨離、宅男文化等，中國的躺平文化、六和大神文化也開始普及和流行。這些都是抑制生育的。
總之，高房價、高消費、高撫養費用、高昂婚配信任成本、高強度的工作壓力，等等一系列工業社會和城市社會問題，正在將年輕人推入不願意婚育的陷阱，從而大幅降低人口增長率。考慮到人口增長的指數級特徵，人口負增長也將是塌方式的，這或許是現代社會中的另一種「馬爾薩斯陷阱」。人是現代經濟活動的中心，人口數量的縮減將會帶來消費、投資等各個宏觀層面的緊縮。我們必須做好應對由人口危機引發的種種次生危機的可能性。這才是中國未來面對的最大的風險。
四、如何超越馬爾薩斯陷阱：人口復增
那麼如何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口危機？解鈴還須繫鈴人，四十年前依靠強大的權威計劃調節能力控制住了失控的人口增長，也就應該有能力採取反向的意在激勵人口增長的國家政策。又到了考驗中國制度優勢的時候了。
需要首先意識到的是，進入後工業和城市化社會，生育率下降是一個必然趨勢，這是發達國家已經證明了的。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已經陷入了人口負增長和長期增長停滯狀態，而其他幾個增長率較高的發達國家，依靠的主要也不是內生的生育意願，而是外來移民。因此對中國來說，首先要降低人口增長率預期，以客觀理性的視角看待當前的人口增長率下降問題，同時也要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反思可能存在的生育放開政策滯後的問題。
事實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生育意願高峰存在着一個窗口期，也就是大約在工業化中期和城市化初級階段，那時工業化浪潮中的中產階級逐漸湧現，且當時的房價和生育成本還不太高，這個時期是生育意願較高的最後時間窗口。當然，這個時間窗口的生育意願與農業社會相比還是差距不少。
一旦步入後工業化、後城市化（城市化率超過60%）和高收入、高消費的消費型社會，社會內生的生育意願就會大幅降低。此時，新一輪人口數量紅利的時間窗口將會關閉，成功轉型的市場經濟國家將資本紅利（過去積累的資本帶來的投資收益）替換人口紅利，同時將過去粗放的數量型增長轉換為高質量發展模式。
中國正在採取的也是這樣的政策路徑，通過以前依靠人口紅利積累的資本增值以彌補人力資本的「折舊」（養老金），但這取決於我們的投資能力和資本運營能力。當前來看，除了形成的製造業資本外，大部分還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然而，房地產面臨的是房價泡沫問題，基礎設施則是收益率較低，在人口增長率下降、資產周轉率下降後收益率可能更低，虧損將更加嚴重。
因此，我們要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人口正增長和負增長都是指數級的，需要提前做出應對，重症下猛藥。說到底，就是每年拿出專項的預算資金和社會保障配套服務來鼓勵生育，這也是過去人口紅利對現在人口負債的一種補償。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發達國家已經做出了榜樣，我們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應該比他們做得更好。比如，直接全面放開生育，有能力多生的就多生；對二孩、三孩的直接補貼和稅收減免或遞延，專門面向三孩及以上的免費教育和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當然這些政策在短期內會帶來巨大的財政赤字，但也要看到多孩生育帶來的乘數效應，到時孕嬰、醫療、保健、教育、家庭乘用車等市場也會迎來巨大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刺激經濟的作用。
四十多年前，我們將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來執行，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如今我們面臨人口增長危局，也應該將鼓勵生育當作一個重大國家戰略來執行，否則一旦再次錯失時間窗口，生育政策的「推繩效應」將更加明顯，中國很可能步入新的馬爾薩斯陷阱，進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種一棵樹的最好時間是在十年前，其次就是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