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新聞網記者 何花）記者見到岑明峰的時候，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與員工商議港式小吃「雞蛋仔」怎樣加入鵝蛋和鵪鶉蛋進行改良。17年前，他來到廣州的親戚家時，他的普通話還沒有幾個人能聽懂。當時，因為不熟悉內地的交通規則，過馬路的時候，他曾經面對一個紅綠燈15分鐘也不知該怎麼過去。採訪中，回憶起這些細節，他笑稱「很奇妙吧，當時的我絕對沒想到自己的後半生要在內地度過。」
今年35歲的岑明峰稱自己已經是「半個內地人」。「讀了內地的大學，娶了內地老婆，在內地開了公司。差不多兩年沒回去香港了。」不過他同時又強調，「雖然在內地開公司，吃的還是『港味』的飯。」他認為自己更精確的身份應該是個「灣區人」。
港式小吃敲開內地「大廠」的門
岑明峰與合伙人共同創立的「挺哥餐飲」是一家為大企業提供團餐的餐飲企業。他的客戶騰訊、華為、順豐均為內地知名「大廠」，這些企業看重的都是他的「地道港味」。記者與他約好的採訪地點正是在華為坂田基地的食堂。他透露，知名企業的員工人數都在數萬人，這些企業「不差錢」，都希望能夠為員工提供豐富和多元化的餐飲選擇。這正是挺哥所瞄準的細分市場。
挺哥在這些企業的檔口都不大，提供的產品也只有十餘種。但產品種類雖少，但這些多是從數十種「地道港味食品」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像燒臘、車仔面這些。既不追求特別好吃，也不追求賣出量大，團餐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和品質保證。經營要細水長流。」岑明峰很看重這些大客戶，在他眼裏這是他的企業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標誌。他告訴記者，這些大廠的人做事都很嚴謹，哪怕對待食堂的經營管理都一絲不苟。「經常會派人巡查，還會有第三方機構參與。以前都說香港對食品檢驗嚴格，以我在這的工作經驗，這些大廠對食品品質的要求比香港那邊的企業都要嚴格。」
除了食品監管領域，深圳在許多領域的飛速進步都讓岑明峰感到驚訝。他舉例，「還有垃圾分類的工作。我在景田居住的小區，屬於深圳福田區的垃圾分類試點。現在小區的垃圾分類每天都有專人負責檢驗。生活垃圾被嚴格的分為8種。誰都不能亂扔。這種垃圾分類的水準比香港的普遍分類要更高。」
在暨南大學讀書，畢業之後又在海口、深圳、武漢等地輾轉工作。對內地了解越詳細，他越覺得，不能用以前的老眼光來看待香港和內地。
融入內地生活 變「雙城人」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然而很多香港人還是抱着舊有的觀念，認為內地比香港落後。」近兩年，岑明峰已經很少回香港。他回去也漸漸出現了陌生感。每次出關口都不記得帶現金，讓他遇到多次尷尬。他無奈搖頭，「在深圳生活真的不用帶現金。時間長了就忘了帶。只好跟人借錢。」
同學聚會時，很多同學費解他為什麼要在內地發展。在香港同學眼中，深圳工資待遇不如香港高，在深圳工作會被人質疑「混的不好」。對此，岑明峰也很無奈。他不知如何跟香港同學解釋，其實深圳很多人賺錢已經不比港人少。「因為深圳經濟活躍，很多人身兼多職，屬於斜杠青年。不是只有一份收入。」他以自己舉例，大灣區許多公司規模大，員工超過萬名，團餐市場規模也是百億級。創業以來，公司進展較為順利，如今已經開出了3家分店。並且成為了深圳沃爾瑪的供應商。挺哥餐飲業務逐漸穩定，他的收入這兩年增長迅速。反而是香港，在修例及疫情期間，香港很多茶餐廳受到衝擊，生意不如往年。而內地則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疫情爆發後兩個月之內就隨即復工，對生意基本沒有太大影響。如今，香港失業率逐漸升高。他的很多同學也坦言，「香港發展機會稀少，空間不夠大。」
婚禮適逢修例風波 感慨平靜生活珍貴
回憶起這兩年的香港時局，岑明峰說，其實現在普通人的生活早已無可避免的被波及。
混亂的社會中，普通市民就是受害者。對於這一點，他自己有切身體會。聊天中，他向記者回憶起兩年前自己的婚禮。「一生一次的人生大事，全家都沒想到辦的一波三折。」
兩年前的5月，岑明峰剛剛結婚。工作之餘，還要忙着籌備自己婚禮。因太太是內地人，兩人的事業都在內地。當時留給他在香港舉辦婚禮的時間並不太多。「結婚是人生大事，賓客們都要來參加，我們家也早早的訂好了晚宴在6月份。」他平靜的笑着回憶，「你聽到這個時間節點應該能想到什麼了吧。修例風波的升級令整個事情充滿了變數。」
19年的時候，很多婚禮被迫延遲。因創業公司在內地，岑明峰辦完婚禮要返回內地工作。他和家人都不想婚禮無限期拖延。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暴亂什麼時間結束。岑明峰家住在銅鑼灣，當時預訂的酒樓也在附近。正好是修例風波的風暴中心。他坦言，「現在回想起來，還能記起當時籌備過程中，全家忐忑的心情。」當時的銅鑼灣，黑暴活動已經很密集。店舖和酒樓已經多次出現被衝擊的情況。酒樓生意受影響，也不願意全額退款。「酒樓的規矩是，如果直接有暴徒衝擊，那當天的婚禮只能延期。如果是因為交通被阻，賓客無法及時到達，則定金不能退。我們家當時也是左右為難。」
經過跟酒樓多次協商，雙方決定一起撞撞運氣。婚禮如期舉行。一般香港婚禮是「六時恭候，八時開席，但慣例是九點才開席。結束時間經常拖到11點。當時岑明峰和家人決定在傳統規矩的基礎上，靈活變動時間。「7點就準時開席，9點結束後就護送賓客回去。早開早散，把婚禮流程縮短到最短。」他後來回憶，「好彩晚宴那天是當周暴力事件最少的一天。過程很順利，沒有遇到麻煩。但辦完回內地後，暴亂就越來越頻繁。岑明峰回港也從每周一次縮短為一兩個月一次。」 時至今日，岑明峰慶幸當時的決定。修例風波一直延續到疫情，隨後兩地封關，他連春節也無法回港。如果當時決定延遲，恐怕至今也無法給太太一個完整的婚禮，可能會因此成為終生遺憾。
經歷之後，他坦言「平平靜靜的生活最可貴。」如今，香港還在因為選舉制度等問題頻繁出現鬧事的情況。他說，普通市民最希望社會秩序穩定，日常生活有保障。「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的，愛港就是愛國。難道世界上有國家希望一個不愛國的人來做管理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