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 元

在天津的海河河畔有一棟特徵鮮明、讓人過目不忘的小洋樓。五層高的塔樓上有一大一小兩個紅屋頂，猶如河道上的燈塔，遠遠便可以望見。這就是傳說中的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的故居。

這棟歐式住宅樓因電視紀錄片《五大道》而走紅全國。紀錄片說：「袁世凱一直渴望能以總統身份退位，到天津隱居，頤養天年。」這棟小樓便是他「在奧租界耗費重金建造的宅院」。如今它是天津的熱門景點，各地遊客慕名而來。然而，有沒有人想過，關於袁世凱故居的傳奇故事有百分之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是尚未證實的推測，又有多少是不正確的？

首先一個問題：袁宅建在哪個租界區？

這在紀錄片中有明確的答案：「奧租界」。這個「奧」指的是奧地利。影片中多次出現標有「奧地利租界」的天津地圖。長期以來，許多關於天津歷史的文章書籍也都是這樣寫的。如此言之鑿鑿，難道還有疑問嗎？

問題就在於對這個「奧」字的誤解。事實上，在那段時期奧地利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八六六年奧地利脫離德意志聯邦，隨後與匈牙利在一八六七年合組成一個二元君主的國家，稱作奧匈帝國。一九○○年，它參加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並於一九○三年在天津劃地設立了租界。不過，這個拼湊起來的國家是個短命的政權。一九一八年，奧匈在一戰中戰敗，帝國解體。在戰爭結束前的一年（一九一七年），它在天津的租界被中國政府收回。這即是說，在一九○三至一九一七這十四年，這塊租界地的承租者是奧匈，而不是奧地利，因此應把它稱作「奧匈租界」。

第二個問題似乎不應該問：袁宅真是袁世凱的住宅嗎？

天津是袁世凱的發跡之地、根基之地。天津成為先進的現代化城市有他的功勞和苦勞。以他為首的北洋派系在海河兩岸盤根錯節，而且他在天津有許多家眷和多處物業。因此，選擇天津作為他的「頤養天年」之地，乃是順理成章。

袁世凱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和重用，但攝政王載灃對他恨之入骨。一九○八年慈禧病歿，袁世凱失去了保護傘。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的管家在天津買下一塊房宅地。不過，未等他把磚瓦備齊，載灃的罷免令已到。袁世凱下野後跑回老家河南鄉下「養疴」。其實，即使天津的房子建成了，他也不敢住在載灃的刀口底下，當然是離開京城越遠越好。

袁世凱在鄉野蟄居三年，一九一一年東山再起，回京擔任總理大臣。一九一二年，他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一九一六年復辟帝制不成，在羞愧憂懼中一命嗚呼。天津這棟「袁宅」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完工，不要說居住，他連看也沒看過。所以，「袁世凱故居」是有名無實。

那麼住在袁宅「頤養天年」的人是誰？此人名叫袁乃寬。他是袁世凱的家臣和親信部下，因同鄉同姓和世交的關係而成為「族侄」。他做過天津知縣、拱衛軍軍需總長等關鍵職位，被視作袁世凱的財務大總管。袁世凱死後，他在黎元洪政府和曹錕政府中，先後作過內務總長和農商總長。以他的身份、地位和錢財，在天津有一棟小洋樓也是合情合理。

不過，電視台在拍攝紀錄片的時候，想必對袁宅進行過科學論證，才會說它是袁世凱「耗費重金建造」吧？如果說，袁乃寬是奉命為袁世凱在天津購地建房，這種情況也確有可能。但問題是，為何袁世凱的親屬沒有繼承房產？

歷史名人的故居通常有一塊政府頒發的銘牌，上面寫着名人的姓名。然而，袁宅的銘牌上既沒寫「袁世凱故居」，也沒寫「袁乃寬故居」，而是含糊地寫着「袁氏宅邸」。這就給遊客留下了想像的空間，也為袁宅的身世埋下了伏筆。

古建築有兩大看點，一是它的人文歷史，二是它的藝術風格。那麼，第三個問題就是：這棟歐式小洋樓是哪個歐洲國家的建築風格？

關於袁宅的建築風格，內地的學者們有兩種講法：一，德國建築風格；二，尼德蘭建築風格。第一種講法的根據大概是因為袁宅由英國和德國的建築師先後做過設計。第二種講法的根據是屋頂上曲線階梯形的「尼德蘭山牆」。因為尼德蘭的舊國名是「荷蘭」，因此也有人說袁宅是「荷蘭建築風格」。

在此我提出第三種講法──英國建築風格。具體地說，我認為建築師採用的是「安妮女王風格」。這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英國流行的一種設計風格，並輸出到其他英語國家和英國殖民地。它也隨着英國人來到了香港、上海、天津。從袁宅那燈塔似的塔樓和炫耀的外表來看，這種建築風格更適合「顯居」，而不是隱居。

曲線階梯形山牆是「安妮女王風格」的一個標誌性特徵。不過，它不叫「尼德蘭山牆」，而叫作「弗蘭芒山牆」，因為它不是來自尼德蘭（荷蘭），而是來自比利時的弗蘭德地區。住在那個地區的是講荷蘭語的弗蘭芒人，他們的房子便稱作「弗蘭芒建築」。英國人就是從比利時把「弗蘭芒山牆」帶回英國，變成了自己屋頂上的東西。

識別西式建築的藝術風格一向是中國建築界的弱項，一是因為我們對西方建築文化一知半解，二是因為在研究中經常忽視細節的重要性。例如，我們至今不知道建築師的姓名及設計的日期。雖然大家都說設計者是英國人和德國人，但並無公開的文獻證實這一點。好在中國的建築史學研究一向奉行「馬虎主義」，因此咱們就不在這兒刨根問底兒了。

北洋時期對外開放的經驗教訓，如今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重新審視袁世凱的歷史角色時，對他的評價不再是一面倒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採用二分法，客觀地看待他的歷史功過。袁宅也終於告別了隱居生活，回到了它的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