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反對派長期宣揚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謬誤論調，擾亂市民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憲制秩序的正確認識，給「自決」乃至「港獨」等分離思潮氾濫埋下重大政治隱患，導致違法暴力亂象層出不窮;行政長官作為香港政治體制中的對中央負責的核心位置受到忽視，行政主導的制度機制未能全面形成、有效發揮，施政受到嚴重制約，深層次矛盾難以化解;反對派更沒有擺正在三權中的位置，濫權妄為，肆意狙擊施政，包庇縱容暴力「攬炒香港」;少數市民亦因遭「三權分立」謬論洗腦，認為香港的權力是本身固有，抗拒「一國兩制」，成為香港社會撕裂內耗的社會土壤。只有認清「三權分立」謬論的嚴重現實危害，才能為香港撥亂反正，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回歸後，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一種地方政權，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在內的一切權力都是中央授予的。反對派對此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反而鍥而不捨地散播、宣揚香港從不存在的「三權分立」論，其目的就是要淡化、否認中央授權的事實，不承認「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把在中央管轄下的「高度自治」等同「完全自治」，認為在「三權分立」下，香港是一個可以「自己話事」的獨立政治實體。近年「本土自決」等分離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其實就是這種獨立政治實體的政治認知作怪，而「自決」傾向再向前一步，就是不折不扣的「港獨」。「三權分立」謬論是分離主義思潮乃至「港獨」的政治理論基礎，亦為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的發生提供政治社會土壤。

香港實行行政主導，行政長官在特區的政治體制中處於核心位置，其「雙重身份」、「雙負責制」的關鍵是要對香港、對中央政府負責。作為香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第一責任人，特首最大最根本的責任之一，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這就需要行政長官運用好基本法賦予的行政決策、人事任免等廣泛權力，因應世界發展的大勢，配合國家發展所需，結合香港的情況和優勢，帶領管治團隊制訂和落實前瞻性的發展規劃，持續努力改善管治，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但在「三權分立」的幌子下，反對派無限放大立法機構的權力，濫用司法覆核，令行政機關施政綁手綁腳，不少有利提升香港競爭力的政策和建議難以落實。創科局需耗時3年才能成事，文化局則胎死腹中，「明日大嶼」計劃被迫擱置，遙遙無期;不少問責官員即使知道相關政策正確可行、具迫切性，但亦因顧忌立法機關的狙擊，推動利港惠民政策時往往諸多顧慮、猶豫難決。行政長官的主導地位未得到應有尊重，行政主導的職能未能充分發揮，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機制始終未能全面形成，香港發展蹉跎停滯，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

香港立法會的權力同樣來源於中央授權，立法會本應和行政機關良性互動，既制衡又配合，共同合作建設好香港，而不是利用手中權力搞全面對立對抗。但過去多年的現實是，反對派根本沒有擺正自己應守的憲制位置，以「三權分立」為名，挾立法權自大，濫用議事規則瘋狂拉布，肆無忌憚騎劫議會、癱瘓施政。去年立法會內會拉布近半年，政府施政嚴重受阻;部分激進派政客更濫用權力，抹黑中央，為挑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違法暴力惡行撐腰。

「三權分立」謬論在香港社會瀰漫多時，令不少市民的認知被擾亂，對香港從未實行過、現在也不會實現的「三權分立」信以為真、奉為圭臬，反而對香港由中央授權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認識混淆模糊，甚至不認同、不接受。這也是香港近年政爭激化、社會撕裂的重要原因。真理越辯越明，認清「三權分立」謬論的現實危害，明辨是非，以正視聽，讓廣大香港市民正確看待、由衷尊重中央在香港的憲制地位，支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推動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上穩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