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中，曾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詩句，極言南朝寺廟之多。作為中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階段，南北朝亦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時期。彼時，西南重鎮益州與涼州、建康、長安、鄴城、青州等地共同構成了中國佛教文化的區域中心。正在成都博物館展出的「映世菩提」特展，以南北朝佛教造像為主題，讓觀眾既能看到中國南北文化的多樣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以及中印兩大文明間的宗教、文化與藝術交流。

「映世菩提」特展，展出川、冀、魯、甘、陝、蘇、浙、鄂等省十二家文博單位的一百零二件/套展品，以全新角度及視野審視南北朝造像，觀眾除可看到南北文化的多樣、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印兩大文明間的宗教、文化與藝術交流，亦能窺見王權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結合，乃至佛教對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響。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南朝的佛教造像流傳於世者遠較北朝罕見，主要的考古實物資料集中於益州(即今成都及周邊地區)。從清末光緒年間開始，成都萬佛寺、彭州龍興寺及四川茂縣、汶川等地陸續都有南朝造像出土，印證了益州佛教文化的興盛，也填補了中國南朝石刻的空白，為南北朝時期佛造像藝術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博物館館長、考古系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霍巍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其造像在題材、衣飾、背景、所處的環境等方面，都有多種元素的不斷增減。「中國匠師會按照東方人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對其進行改造，而這一過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霍巍說，此次展出的佛教造像既有來自陸上絲綢之路的佛教文化的影響，也有通過長江中下游地區與海上絲綢之路聯通後傳遞的佛教文化因素，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佛教藝術傳入我國後不斷中國化的歷程。

「褒衣博帶」袈裟 佛教中國化標誌

走進展廳，伴着悠揚的佛樂，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尊一佛四菩薩組合的背屏式造像──南梁天監十年(公元五一一年)王州子造釋迦像。其中主尊身穿的「褒衣博帶」式袈裟，是佛教中國化的代表。據了解，「褒衣博帶」本是對中原華夏民族傳統襦服的稱謂，其特徵是長襟大袖、腰束寬帶，多為士大夫穿着，易於坐立而不易於勞作或騎射。

說到「褒衣博帶」式袈裟，霍巍特別介紹了南齊永明元年(公元四八三年)造像碑。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有明確紀年的褒衣博帶式佛教造像碑，也是四川地區現存最早有明確南朝紀年的南朝造像碑。

霍巍表示，這尊造像碑在四川茂縣由農民挖出來時已破碎成四件，還差點在軍閥混戰時被倒賣到國外。「它引發了全球考古學家、美術史家近一個世紀的討論。因為其衣飾不再是十六國時期舊式金銅佛像的『通肩式』袈裟，也不是北魏雲岡石窟佛像的『袒右式』袈裟，而是一種新的衣飾樣式──漢式的『褒衣博帶』。」

在霍巍看來，「褒衣博帶」式袈裟的出現，是佛教造像在南北朝時期發生的最重要變化，也是佛教藝術中國化的最重要標誌。同時，成都地區的南朝造像還有很多獨特的題材。「比如阿育王信仰在中國流傳很久，文獻當中也多有記載，但真正阿育王的造像卻僅僅在成都和西北地區的造像中有過發現。」

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王，其在位期間是印度佛教的黃金時期。此次展出的阿育王像，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為研究印度佛教在南朝時期的傳播及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資料。

記者在展廳看到，這尊阿育王像赤足站在仰覆蓮圓台上，有螺狀肉髻、突起的顴骨和八字鬍，頭光大部殘缺，其上裝飾有貼金聯珠紋及佛圖案。不同於其他立佛，他露出了腳踝，同時兩腿之間及左手下的服飾紋路都為豎線狀，體現出佛教剛傳入中國時人們腦海中阿育王像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