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豪傑
等待多年的「黎智英案」，法庭今日終於作出裁決，此案將成為日後香港國安法的標誌性案例。此案同時回應了2019年以來社會對「亂與治」、「自由與安全」的根本矛盾，透過具體案情向社會清晰地劃出了不能逾越的國家安全底線。
從「修例風波」到「由亂到治」
判決從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的背景講起，交代由個案引渡問題，演變成大規模暴力示威及長期社會動盪的整個過程，並指出直至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秩序才逐步恢復正常。被告黎智英及涉案媒體不只是個別新聞報道或個人評論，而是「走在抗爭運動最前線」的重要角色，其行為在實質上是對香港憲制秩序和國家安全的衝擊。
國安底線的司法闡釋
判決明言，第一被告人「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而是法院僅根據證據和法律，判斷控方是否證明其構成相關罪行。這一點，對於經常被外部勢力炒作的「國安法打壓異見」論述，構成有力回應：司法機關關注的是行為是否跨越國家安全底線，而不是簡單懲罰某種政治立場。
然而，法院亦清楚指出，涉案文章和行為的目的在於「引發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和藐視及挑動對其的離叛」，並且是持續、有組織、藉平台放大的政治動員，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批評或監察。 這樣的定性其實就是對國安法立法原意的一次具體司法闡釋：法律保護正常監督與理性批評，但不能容許利用言論及媒體包裝，推動實質上的對抗、離叛及敵對行動。
反制「國際戰線」，勾結外國勢力的實務示範
本案另一個重大意義，在於法院把「國際游說」、呼籲外國制裁、封鎖及採取敵對行動，清楚納入香港國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規範範圍之內。 判決不只檢視被告在國安法實施前的公開活動，也強調在國安法生效後，他依然透過社論、論壇、個人文章和網上節目，以更隱晦方式延續同一目標。
這恰恰觸及中央長期高度關注的「外部勢力借香港遏制中國」問題。案件凸顯了所謂「國際戰線」的運作模式：一邊在本地煽動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信任與仇視，一邊在國際平台上鼓動制裁與敵對行動，試圖以外部壓力影響國家內政與香港發展路線。此案的裁決等於在司法層面發出明確信號：這類行為不再被視為「國際倡議」或「外交游說」，而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結活動。
媒體的角色
值得關注的是，法院認為第一被告人「有意識地利用《蘋果日報》和其個人影響力」推行持續削弱中央及特區政府合法性和權威的行動，並裁定公司高層是「決策者和指導意志」，其意圖即為公司的意圖。這種分析實際上為媒體的角色邊界劃下清晰的界線：媒體可以批評、可以監督，但不能成為組織、放大乃至操控政治運動、勾連外部勢力的「政治工具」。
這不只是個案，而是對未來香港媒體生態的規範指引：新聞自由必須在憲法、基本法及國安法的框架內行使，任何打着新聞旗號的組織化「顛覆宣傳」和「乞求制裁」，都屬於要被法律明確禁止的行為。這有助於扭轉過去部分媒體「遊走灰色地帶」、甚至「以對抗為核心定位」的生態，促使新聞行業回到專業、負責和守法的正道。
完善國家安全體系的案例支撐
從立法和政策角度看，這宗案件為國安法實施效果提供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一方面，它顯示現行法律工具足以應對複雜的跨境政治操作、資訊戰和資金支援網絡，證明國安法在制度設計上具有相當的完備性。另一方面，案件也暴露出外部勢力與本地個體利用媒體、組織和網絡平台配合運作的多樣手法，提醒立法機關與執法部門要持續關注新型「軟對抗」和「變相勾結」模式。
黎智英多年來不斷攪亂香港，勾結外國勢力，更是反中亂港陣營的頭目，如今鐵證如山，人證物證俱全，可算是惡貫滿盈，罪有應得。這份判決的價值遠不止於一案一判，而是一國兩制新階段——「由亂到治、由治及興」中對國家安全法律實踐的重要里程碑。
（作者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