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新
一、時代呼喚：在全球變局中把握向規則制定中心轉型的歷史窗口
當前，全球航運業正面臨雙重變革的深刻洗禮。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最新報告，到2030年，全球航運業需要在減排、數字化等領域建立超過200項新標準規範。這一數據充分表明，我們正處在一個航運規則體系重構的關鍵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數字化、智能化浪潮席捲全球航運業，而地緣政治格局的重構則加速着全球航運規則體系的變革。在這個關鍵歷史節點，香港面臨着成為國際航運規則制定中心的重大戰略機遇。
從歷史維度看，全球航運規則體系正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革。傳統以西方主導的規則體系難以適應新形勢下全球航運發展的需要。以綠色航運為例，國際海事組織的數據顯示，航運業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超過10億噸，佔全球總排放量的近3%。這一嚴峻形勢催生了大量新的規則需求，特別是在低碳燃料標準、碳排放交易機制等領域。同時，在數字經濟方面，德勤的研究報告預測，到2027年，全球航運業在數字化方面的投資將達到380億美元，這將推動大量新規則的形成。
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來把握這一歷史機遇。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司法獨立、法治水平和商業規範等方面持續位居全球前列。這種獨特的「中西合璧」優勢使其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最佳橋樑。數據顯示，香港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時與內地和國際市場保持高度聯通的城市，這為規則的試驗和創新提供了理想環境。
香港的法治優勢尤為突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評估，香港在合同執行效率、司法公正性等指標上均位居全球前十。同時，香港的國際仲裁服務也保持領先，2023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的案件數量較上年增長18%，其中涉及航運的爭議解決案件佔比顯著提升。這些優勢為香港建設國際航運規則中心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路徑創新：以數智化引領規則制定的範式革命
香港建設國際航運規則中心，絕不能簡單複製倫敦模式，而應把握後發優勢，走出一條以數智化為核心的跨越式發展路徑。這條路徑的獨特價值在於其引領性、超越性和創新性，其核心是通過數字技術重構規則制定的方法論體系。
引領性體現在香港應當聚焦未來航運的發展方向。在智能船舶領域，據挪威船級社預測，到2030年全球將有至少20%的新建船舶配備自主航行系統。香港可以依託內地完整的船舶製造產業鏈——中國目前佔據全球新船訂單的74.1%，在自動駕駛船舶運營標準、船舶網絡安全規範等前沿領域率先建立規則體系。目前船舶操作系統、設備控制系統、船岸互聯繫統、船岸智能安全系統尚處於碎片化狀態，停留在自動控制階段，距離智能化、集成化還有很大差距，香港正好可以迎頭趕上，在船舶智能化領域大膽創新，填補行業空白。
超越性要求香港突破傳統規則制定的思維局限。香港應當建立「技術驅動規則」的新範式，通過建立「監管沙盒」機制，允許創新業務在風險可控環境下先行先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數據顯示，其設立的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在5年內催生了超過200項創新解決方案，這種模式完全可以借鑒到航運領域。例如，在香港可以設立「智慧航運監管沙盒」，允許企業圍繞航運產業鏈上下游廣泛開展創新試驗並進行應用測試，同步制定相應的運營標準和責任認定規則。
創新性則需要體現在規則制定的方法論上。香港應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打造「智慧規則制定平台」。這種平台能夠實時分析全球航運發展動態，通過數據挖掘預測規則需求。以馬士基集團的實踐為例，該公司通過分析超過1000萬個集裝箱的運輸數據，成功優化了其運營規則體系，使船舶準班率提升了至少10個百分點。香港可以借鑒這種數據驅動的規則制定模式，建立基於大數據的規則效果評估系統。
三、系統變革：構建面向未來的規則創新體系
基於引領性、超越性、創新性的要求，香港需要從四個維度系統推進規則中心建設，構建完整的規則創新生態系統。
首先，建立「智慧規則實驗室」。該實驗室應當整合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等多方資源。在智能船舶規則體系方面，可以借鑒中國船舶集團在智能船舶研發方面的經驗，制定涵蓋設計建造、運營管理、安全保障全流程的技術標準。在數字貿易規則創新方面，可以參考招商局「絲路雲鏈」平台和中遠海GSBN的實踐，建立基於區塊鏈的電子單證法律框架和標準體系。目前，該類多邊數字平台已實現單證處理效率提升80%，差錯率降低至萬分之零點三的水平。在綠色航運規則引領方面，可以依託內地在全球綠色燃料供應鏈中的優勢，構建覆蓋碳排放核算、交易、監管的全鏈條制度體系。
其次，打造「規則創新生態系統」。這個系統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參與機制。可以設立「國際航運規則創新聯盟」，匯聚全球頂尖的航運企業、科技公司、研究機構。數據顯示，目前香港已聚集了超過80家全球領先的航運服務企業，這為規則創新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場景。同時，可以建立「規則制定眾創平台」，通過開放式創新徵集全球智慧。國際經驗表明，這種開放式創新模式能夠將規則制定效率提升40%以上。此外，還需要創設「規則實施監測中心」，利用大數據實時評估規則實施效果。以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為例，其建立的規則評估系統能夠實時監測超過200項航運規則的實施情況，這一做法值得香港借鑒。
第三，構建「規則人才培養體系」。重點實施三項計劃：「規則領軍人才計劃」吸引全球頂尖規則專家來港工作。數據顯示，香港目前已有超過5000名航運專業人才，但仍需在規則制定領域加強人才儲備。「青年規則專家計劃」可以培養本土規則制定人才，建議每年選拔50名優秀青年到國際組織實習培訓。「規則能力提升計劃」可為航運從業人員提供規則培訓，預計每年可培訓專業人員1000人次。同時，與內地及國際知名高校合作設立規則研究機構，打造規則制定的人才高地。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本地高校已設立相關研究機構，未來可進一步擴大合作範圍。
第四，完善「規則實施保障機制」。這包括建立「規則標準化體系」，推動香港規則成為國際標準。經驗表明，一個成功的規則體系需要完善的配套保障。可以設立「規則應用促進中心」，幫助企業和機構理解和適用新規則。同時創建「規則爭議解決機制」，為規則實施提供專業的糾紛處理服務。數據顯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23年處理的案件中，涉及新規則適用的爭議佔比已達25%，這表明專業爭議解決機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站在歷史的新起點，香港面臨推動國際航運規則轉型創新的關鍵機遇期。通過系統部署和推進航運規則制定中心建設，到2030年香港有望在全球航運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提升至15%以上，將有效拉動香港高端航運服務業的發展，促進全球航運生態的數智化整合式創新。
這不僅是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的必然選擇，更是服務國家戰略、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舉措。通過把握歷史機遇、創新路徑選擇、推進系統變革，香港完全有能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航運規則制定中心。「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需要香港人拿出敢為人先的勇氣、創新突破的智慧、系統推進的定力，共同開創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新局面。
（作者為招商局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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