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良
中華文明自古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印記，不僅是歷史的饋贈，更是未來的資源。
去年十二月，我隨全國政協一個代表團再訪英國，一種無形的思緒揮之不去：如何追尋中國在世界的印記，重構「東學西傳」的歷史脈絡及其與當代之聯繫，開啟中華文化全球影響力的新時代，讓世界重新發現，中國不僅是文明的學習者，更是文明的貢獻者？
劍橋的雨：對話與追問
細雨中的劍橋，康河的水汽氤氳着歷史的褶皺，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在劍橋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旁邊，就是紀念徐志摩的小花園。研究院的圓桌前，一位滿頭白髮的中東教授展開一卷泛黃的地圖，指尖劃過從長安到君士坦丁堡的虛線：「看，你們的瓷器和我們的羊毛，曾共享同一條路。」他的中文生澀卻誠懇，彷彿每個音節都在復刻馬可·波羅的驚奇。
項目組的俄籍蒙古族學生遞來一本十九世紀傳教士的手稿，扉頁上毛筆字寫着《論語》摘句，背面卻是拉丁文註釋的《易經》卦象。這些紙張沉默地證明：所謂「絲綢之路」，從來不止於貿易，而是思想的相遇和接力。
臨別時，我問：「為何選擇研究這條路？」一位年輕學者笑答：「因為它從未真正消失——今天的『一帶一路』，不過是換了列車的舊軌道。」
大英博物館：被凝視的文明
倫敦的陰天，大英博物館的穹頂下，圖書館的某一張書桌旁，隱約看到孫中山先生當年的身影，中國廳的遊客摩肩接踵，絡繹不絕。
明代青花瓷在玻璃櫃中流轉冷光，敦煌壁畫殘片與希臘雕塑比鄰而居。一個金髮小女孩踮腳問母親：「這些花紋是魔法符號嗎？」母親輕聲念出標籤：「Dragon，象徵中國皇帝的權力。」
而在走廊盡頭的庫房，管理員掀開防塵布，露出成摞未編目的清末外交文書、嶺南商人的航海日志。「我們缺乏懂文言文的人手。」他苦笑，「這些故事在等一雙中國人的眼睛。」
離開展廳時，夕陽正掠過羅塞塔石碑——三種語言銘刻其上，讓學者得以破譯埃及象形文字。而這裏的中文檔案，仍在等待自己的「破譯者」。
曼徹斯特的紙頁：沉睡的記憶
曼城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室，羊皮紙與宣紙共享同一縷暖光。
《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摹本靜靜攤開，墨跡裏藏着測繪傳教士與清朝官員的爭辯與妥協。隔壁書架堆滿民國時期的上海外灘明信片，背面潦草的英文寫着：「這裏的旗袍比巴黎時裝更大膽。」
管理員抱來一匣未整理的嶺南戲曲唱本，蟲蛀的邊角簌簌掉落碎屑。「有些唱詞我們看不懂。」她說，「但每段旋律裏都有茶葉的味道。」
窗外的工業革命老廠房投下斜影，我想起澳門議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原來帝國餘暉與文明碎片，都在他鄉成了供人憑弔的標本。
巴斯浴場：溫泉裏的文明褶皺
羅馬浴場的硫磺霧氣中，導遊指着一塊出土的漢代銅鏡殘片：「看，這是軍團士兵從東方帶回的紀念品。」我心裏暗暗在問：「是三星堆的軍團嗎？」
蒸騰的熱氣裏，穿唐裝的留學生志願者正在講解，英語裏夾雜着「陰陽平衡」和「溫泉養生」。我們舀起溫泉水品嘗時，她突然背誦《蘭亭集序》：「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暮色中，古羅馬石柱與喬治亞式建築交錯，我想起澳門大三巴牌坊——那些被火吻過的石雕，何嘗不是另一種文明的「浴場」？
歸途札記：未完成的敘事
希思羅機場的電子屏滾動着中英雙語廣告，英國紅茶與安溪鐵觀音在免稅店共享貨架。
翻看此行筆記，忽然讀懂那些未整理檔案的隱喻：它們像被季風吹散的蒲公英，在異國土壤裏沉睡，等待一場逆向的「西學東漸」——不是傳教士的布道，而是中國人自己的文明考古。
飛機掠過泰晤士河口時，雲層下的燈火如流動的瓷釉。或許該給澳門寫信：讓媽閣廟的香火接引這些流浪的紙頁，讓土生葡人的甜點師傅與嶺南古籍修復師共坐一席——因為文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館的聚光燈下，而在日常的對話與咀嚼中。
後記：從澳門再出發
每一件流散海外的文物，都是文明的使節，而每一卷未啟封的檔案，都是待續的史詩。當我們追問「何以中國」，答案或許藏在他者的凝視裏——就像透過威尼斯的玻璃鏡，才能看清紫禁城的琉璃瓦究竟折射出多少種光。
無巧不成書，這些琉璃瓦，卻和英國紅茶一樣，與澳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孫中山先生，也是從澳門經香港到英國避難的。我突然醒悟，澳門不就是中西文明對話的「原點」？沒錯，澳門就是理解「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鑰匙，是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驗場。但如何將澳門從「全球化初代節點」轉化為當代文明互鑒的「新起點」？
我腦海中一時想不到明確的答案，還將繼續思索。但是，我內心堅信無疑，從澳門再出發，不是回到過去，而是以歷史的厚度照亮未來。這座中西薈萃、古今同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城市的真正力量，正正在於她證明了文明交融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而是人類曾經實現、並可再次抵達的現實。
（來源：大公報B2：大公園 2025/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