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 記者 丁寧）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值此重要時刻，回顧經典抗戰電影具有非凡意義。這些光影作品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民族記憶的載體。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北京電影學院人文學部講師、研究生導師馬曉馳，聽他講述抗戰電影的發展歷程。
馬曉馳說，抗戰電影有其發展源流。九一八事變後，愛國民眾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電影人直面民族危機，創作出承載社會批判意識和抗日思想的早期作品。
以影像為刃刺破侵略黑暗
關於那個時期的電影作品，馬曉馳介紹道：「1933年聯華公司出品、孫瑜執導的電影《天明》以農村少女菱菱的遭遇為縮影：她在上海工廠受盡剝削，目睹戀人被反動派殺害，最終受革命感召投身鬥爭。影片突破純娛樂性敘事，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存亡聯結，隱晦批判社會並暗示拯救民族危機意識的覺醒。同年上映由聯華公司出品、孫瑜執導的電影《小玩意》則更鮮明表達救亡主題：手藝人葉大嫂因軍閥混戰、日軍入侵而家破人亡，她從悲痛中振作起來帶領鄉親奮起反抗，卻也在日甚一日的戰火摧殘下精神失常。影片以平民視角融合民間生活與抗戰主題，展現中華民族的巨大苦難和中國人民的不屈精神。以小見大的敘事形式生動且深刻，極具感染力。」
他表示，1935年民族危機加深，「國防電影運動」就此興起，明確提出以電影宣傳抗日、動員民眾的主張。1936年上映、費穆執導的《狼山喋血記》就是其中典型例子。電影以隱喻手法表述：狼群象徵日本侵略者，村民從恐懼分散到團結禦狼的過程，折射中國人民凝聚抗敵力量的歷程。而1935年上映、許幸之執導的電影《風雲兒女》，更帶來激昂雄壯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此「全民戰歌」後被定為新中國國歌。「這些影片通過覺醒與抗爭敘事揭露戰爭的殘酷，號召全民奮起反擊。」
1937年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租界成為暫時安全的「孤島」。愛國影人則持續堅持以隱喻手法進行抗日宣傳。「1939年卜萬蒼執導的電影《木蘭從軍》借古喻今，重塑花木蘭女扮男裝保衛國家的傳統故事，在古裝片外殼下注入『不屈不撓抵禦外侮』的精神內核。同年在香港攝製完成的電影《孤島天堂》，則展現上海敵後抗日志士與日偽周旋的隱秘鬥爭。而這一時期，《八百壯士》《熱血忠魂》《保衛我們的土地》等主題明確、具有鮮明時代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影片也持續湧現並在國內外上映，獲得成功和好評。」
馬曉馳指出，同一時期，在中共領導的陝甘寧邊區，電影創作艱難起步。「陳波兒、袁牧之、吳印咸等人組成延安電影團，輾轉籌集稀缺設備與膠片，於1938年至1940年拍攝珍貴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影片生動記錄延安和根據地的新面貌與八路軍的戰鬥生活，見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軍民英勇抗戰的光輝歷程。遺憾的是，部分膠片在運往蘇聯沖洗時因蘇德戰爭而遺失，但留存的片段仍為後人了解延安時期軍民抗戰情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總而言之，全面抗戰爆發後的抗戰電影創作，無論直抒胸臆或曲筆隱喻，皆以影像為刃刺破侵略黑暗，以銀幕為旗匯聚民族魂靈，在烽火中鑄就了中國電影史上獨特的抗爭史詩。」
隨時代發展美學不斷革新
新中國成立後，抗戰電影進入革命英雄主義形象塑造的新階段。「這一時期的電影創作秉持『人民美學』理念，以塑造英雄形象、弘揚抗日精神為核心任務，通過1955年《平原游擊隊》中智勇雙全的李向陽、1956年《鐵道游擊隊》飛車殺敵的劉洪等經典角色，將游擊戰的戰術智慧昇華為富有傳奇色彩的銀幕敘事。1958年《狼牙山五壯士》則是抗戰電影悲壯美學的典範，影片以戰士垂直墜崖的震撼鏡頭語言，通過慢鏡頭與俯仰角度的交替運用，將五位戰士絕境中的背水一戰昇華為民族氣節的崇高象徵。」
馬曉馳特別指出，在展現抗日戰爭作為人民戰爭本質的影像表達中，1962年的《地雷戰》與1965年的《地道戰》具有里程碑意義。「這兩部作品分別聚焦山東海陽和河北冀中民眾的集體智慧，將土法製造武器、改造作戰空間的實踐轉化為充滿民間趣味的敘事。『頭髮絲雷』等細節設計融入生活質感和輕喜劇元素，平衡戰爭沉重感，使作品成為重要的民族記憶載體。」
改革開放後，抗戰電影創作又迎來再一次美學革新。「多位第五代導演突破傳統英雄敘事，1983年上映的《一個和八個》影調粗糲，呈現了抗戰背景下王指導員雖蒙冤入獄，但仍以民族解放事業為重，感化教育同獄土匪逃兵，使他們用行動贖罪並投入抗日戰鬥的故事；1987年上映的《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和粗獷的敘事風格，隱喻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量和民族血性。」馬曉馳認為，同期抗戰電影的敘事內容多維拓展，例如1986的《血戰台兒莊》，是新中國首次呈現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電影，填補了抗戰電影的敘事空白；1988年的《晚鐘》則通過對拒不投降的日軍群像的刻畫，突破敵我敘事，對戰爭倫理展開思辨，拓展了思考深度與人文維度。
進入新世紀，全球化與電影的產業化持續推動抗戰敘事與商業美學的融合。「2011年《金陵十三釵》實現了雙重突破：妓女、學生、神父等多元群體的敘述顛覆傳統英雄譜系的塑造方式，同時以類型化手法平衡歷史厚重感與觀眾接受度。將個體命運置於民族存亡框架的敘事策略，既延續『人民創造歷史』的核心價值，又以人性表達完成對抗戰精神的當代傳承，彰顯了電影在歷史記憶與藝術創新間的永恒張力。」
縱觀抗戰電影發展脈絡，馬曉馳認為，近年來，中國抗戰題材電影中，個體敘事的力量日益凸顯，成為連接宏大歷史與觀眾情感的重要橋樑。「不同於早期作品更側重戰爭場面或典型人物的塑造，近年佳作越來越注重通過『小人物』的命運沉浮折射波瀾壯闊的時代。『以小見大』的視角深刻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電影聚焦『人民英雄』個體故事，使愛國主義和民族性格有了血肉豐滿的載體，既充實藝術表達，又客觀再現歷史。」
時代的記錄者、民眾的動員者、歷史的講述者
民國時期，抗戰電影的誕生與作用，植根於民族危亡的時代語境。馬曉馳表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於全民動員，在抗日救亡大潮中，愛國文藝家深刻地意識到自身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1936年文藝界人士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戲劇、電影、音樂等抗敵協會也紛紛建立。這標誌着文藝抗戰陣線凝聚起廣泛共識。「抗戰烽火不僅重塑中華民族的命運軌跡與民眾的生存圖景，更深深叩擊電影工作者的內心，催生強烈的使命擔當。時代洪流改寫中國電影的主題，其娛樂屬性逐步讓位於救亡圖存的時代需求。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大批以抗戰為主題的影片應運而生，成為電影工作者投身民族救亡的生動註腳。」
他認為，時代的記錄者、民眾的動員者、歷史的講述者——這三點定位揭示了抗戰電影的核心功能。「電影工作者是時代的記錄者，他們通過紀實影像和故事片創作，記錄抗戰的悲壯、侵略者的暴行以及民眾的悲歡離合；電影工作者是民眾的動員者，讓許多尚未充分意識到不抗戰即亡國滅種的民眾通過紀實再現和故事講述理解社會時局，奮起反擊日軍；在當下，電影工作者是歷史的講述者，以光影為筆續寫民族記憶，傳承抗爭勇氣與愛國熱忱。」
他續稱，文以載道、文以經世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重要傳統，深刻影響文人知識分子的創作方向和價值取向，現實主義精神一直具有積極意義。「抗戰時期，愛國電影人賦予『道』以全新內涵——表現人民苦難與美好生活願景，激發全民族抗戰決心。中國電影人真誠記錄時代，與歷史文化形成對話，與人民的深層集體心理形成良性互動，為抗日救亡承擔文藝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和時代責任。在民族危機的歷史背景與『文以載道』精神傳承的雙重作用下，抗戰題材電影的拍攝歷程得以開啟，並不斷取得新的藝術突破。」
觀點｜抗戰電影的未來？電影藝術與歷史研究緊密結合
馬曉馳認為，用電影講好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故事的基礎是史學界對抗日戰爭的持續性、系統性研究。例如：日軍為美化侵略行徑，強迫中國百姓擺拍所謂「安居樂業」照片刊載於媒體，對內吸引日本民眾參軍，對外試圖掩蓋暴行、粉飾「國際聲譽」，而日軍隨軍攝影師拍攝的照片卻被蓋上「不許可」印章嚴禁公開，《南京照相館》等影片正敏銳捕捉並藝術化再現了這些歷史細節。「基於歷史研究成果的情節設計，不僅是對日軍虛偽宣傳的有力控訴，也提升了歷史題材電影的真實性，使藝術表達更具深度和說服力。」他續說：「未來的抗戰電影創作需更緊密結合歷史研究與電影藝術，隨着抗戰歷史研究的持續深入，創作者將擁有更豐富的素材寶庫。電影能通過形象和情感的力量，將研究成果進一步轉化為傳播範圍更廣、扎根更深的民族集體記憶，歷史研究者與電影創作者之間的優勢互補、協同創新，將是未來抗戰電影實現題材突破、美學提升和思想深化的堅實基礎。」
（來源：香港文匯報A14：文匯專題 2025/09/10）
